《黄仁勋：英伟达之芯》（美）斯蒂芬·威特，周健工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24年版

 目录：

一、从优秀技术人员到创业者

二、创立英伟达和坚持CUDA项目

三、独特的领导力风格

四、企业家精神不一定是遗传

五、对AI未来影响的判断

六、“导读手册”也很精彩

2024年6月18日，英伟达市值达到3.34万亿美元，首次超越了微软和苹果，成为全球市值第一上市公司，并保持至今。很好奇英伟达是如何做到的，所以来读这本书。

2025年4月发布的福布斯全球富豪榜，第一是马斯克，黄仁勋排名16。黄仁勋虽然是英伟达的创始人，现在只持有英伟达股票的3.77%（2025年3月24日披露数据），是第三大股东（第一大股东先锋领航基金，第二大股东贝莱德基金）。马斯克持有特斯拉股票的14.48%（2025年9月15日披露数据），是第一大股东，还持有未上市的SpaceX近一半的股份。

本书作者斯蒂芬·威特2001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获得数学学位，之后在芝加哥和纽约著名的对冲基金公司工作，2011年从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所毕业。这经历也很有意思。他经黄仁勋同意写作此书——黄仁勋的“全球首部独家采访传记”，多次采访黄仁勋的亲朋好友、合作伙伴以及英伟达员工。

读本书深感，最伟大的企业还得是技术人才创办的公司，懂技术，有企业家精神，经营管理可以一边干一边学。（斜体字为引用书中内容）

一、从优秀技术人员到创业者

黄仁勋1963年出生于中国台湾，在家里排行第二，5岁随父母去泰国，1973年和哥哥去美国读书，1980年进入俄勒冈州立大学电气工程专业学习。在那里他学会了电路设计，并将此作为毕生的职业。

1983年，他提前完成学业大学毕业，加入了微芯片制造商超威半导体公司（AMD），1985年加入巨积公司（LSI Logic），这家公司开发了首款供芯片设计师使用的软件设计工具。在LSI，黄仁勋多次获得晋升。与此同时，他开始在斯坦福大学攻读电气工程学硕士学位。但由于工作繁忙，他足足用了8年才完成学业。

LSI公司认为黄仁勋是“最具创新思维的技术人员”，派他负责对接太阳微系统公司的GX芯片项目，这个项目取得成功后，LSI创始人科里根提拔黄仁勋，让他负责一个部门，有意让他日后接任CEO一职。

尽管GX芯片大获成功，但当太阳微系统公司的芯片设计师普里姆和马拉科夫斯基提议为PC端电子游戏打造一个更经济实惠的版本时，却遭到了太阳微系统公司管理层的拒绝。备感失望的普里姆和马拉科夫斯基决心自己动手开发这款消费级电子游戏芯片。然而，两人都自认不擅长管理业务，于是在1992年，他们找到了黄仁勋，希望他能来运营他们这个初创公司——就是英伟达。

从黄仁勋当时的老板到客户，都觉得他是当CEO的料！

作为技术人员，他已经显露了和普通技术人员不同的特质：

当LSI的客户提出新的功能需求时，多数设计师只会简单地回应：“这无法实现。”而黄仁勋则会说：“让我试试看能做些什么。”霍斯特曼（黄仁勋的同事、好友）说，“黄仁勋拥有良好的判断力，当他认为问题复杂到一定程度、难以再取得进展时，他会及时转换思路。”

攻克这些棘手的技术难题后，等待他们的是更为艰巨的技术挑战。黄仁勋很享受这种难度逐渐递增的过程，他喜欢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自我提升。霍斯特曼评价道：“他有能力实现1+1=3的效果，我的意思是，我们不仅仅是在为客户服务，更是在将这些订单转化为工具，进而将这些工具升华为方法论。”“大多数工程师无法达到这样的境界，对他们而言，能做到1+1=2已属不易。能有个1.5的结果就算走运了。”

黄仁勋回避纷争、以身作则、勤奋工作、远离八卦，也不居功自傲。每当产品面临延期或LSI无法兑现某些承诺的功能时，黄仁勋总是迅速提供详尽的解释，阐明问题的根源、责任人以及他打算如何解决问题。

如果说黄仁勋有什么缺点，那就是他过于直率，有时甚至近乎冒犯。当然，这种直率也是他个性魅力的一部分，但偶尔会让他人感到受伤。他对持不同观点的人往往缺乏耐心，也难以理解为什么业内有些人不愿每天投入14小时研究电路模拟器。

二、创立英伟达和坚持CUDA项目

1993年，黄仁勋和太阳微公司出来的两人一起创业，注册英伟达，他被推举为英伟达的CEO，普里姆出任CTO，马拉科夫斯基则担任工程副总裁。三人在公司中持有相同份额的股份。

普里姆和马拉科夫斯基将他们的图形芯片原型命名为NV1，并开玩笑说它会让竞争对手“嫉妒到抓狂”。英伟达（Nvidia）这个名字源于拉丁词invidia，意思是“嫉妒”。

黄仁勋向红杉资本创始人唐·瓦伦丁进行推介，并不顺利。瓦伦丁说“嗯，表现得不太理想，但科里根和我说必须资助你们，所以你们可以开始干活了。”硅谷这文化真好，黄仁勋辞职创业，前老板还帮他找风投！

红杉资本和萨特·希尔资本都各自投入了几百万美元，各获得一个董事会席位。萨特·希尔资本派出的董事坦奇·考克斯认为，“从一开始，黄仁勋就是一位世界级的工程师，他能够预见什么是可能的。”

英伟达CUDA项目证明了考克斯这句话。CUDA（“计算统一设备架构”的简称）的核心理念在于，将原本用于视频游戏的并行计算电路重新定向给科学家使用。这意味着，无须再通过处理三角形来获取宝贵的每秒10亿次浮点运算能力，整个架构正被开放以供更广泛的应用。“理解CUDA的方式就是，你拥有一张视频游戏显卡，但它上面配备了一个开关，只需轻拨那个开关，翻转显卡，它便瞬间化身为一台超级计算机。”迪克斯解释道。

从2006年到2017年，英伟达在CUDA项目上的投入达到100亿美元。“对华尔街来说，没完没了地在一项短期内看不到回报的技术上砸下重金，是不能容忍的。除了来自公司股价方面的巨大压力，黄仁勋本人也遭到机构投资者的逼宫，甚至要求他辞职。”他顶住压力坚持了下来，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十多年后，CUDA成了AI开发的“黄金标配”。黄的经典语录是：“技术比人诚实——它最终会证明谁对谁错。”不是技术专家兼企业家/创始人，怎么能有魄力做出这种决策？

投资者们开始抱怨英伟达持续投资CUDA并无财务意义。“英伟达在这个新的芯片架构上投入了大量资金，”硅谷热门播客Acquired的联合主持人本·吉尔伯特（Ben Gilbert）对我说，“他们耗费了数十亿美元，却瞄准了学术和科学计算这一偏门领域，而当时这并非一个大市场——远不及他们投入的数十亿美元。”2012年，形势变得严峻起来。尽管英伟达的收入和员工人数大幅增长，但其股价10多年来一直未有起色，利润也停滞不前。黄仁勋正致力于将超级计算推向大众，然而大众对此似乎并不感兴趣。

2013年初，英伟达董事会收到一封来自激进投资机构Starboard Value的信函，Starboard Value持有该公司少量股份。杰夫·史密斯作为Starboard Value的首席投资官，是一位专门针对业绩不佳公司的企业掠夺者，他通常会要求获得董事会席位并进行战略变革。在遭遇阻力时，他甚至会尝试解雇CEO。史密斯在信中质询黄仁勋是否正带领公司走向毁灭。许多投资分析师认为，如果英伟达停止将利润投入CUDA，转而向股东支付股息，其股价将会上涨。同时，也有人对黄仁勋继续继续担任该职位的合理性提出异议。

黄仁勋从未考虑放弃CUDA，因为在这个冷门市场中，英伟达是唯一的供应商。在黄仁勋的职业生涯中，面对史密斯时决定加倍投入CUDA，是最冒险的一次抉择。即便是深知行业风险的半导体业界高层，也对CUDA持保留态度。但这是黄仁勋独树一帜、决定胜败的关键一搏。

黄仁勋在董事会成员吉姆·盖瑟（曾对他倾囊相助的律师）的协助下，发起了一场为自己的工作方案争取支持的活动。英伟达的最大股东是东海岸的共同基金机构，其中尤以富达（Fidelity）为最，它所持有的英伟达股份甚至超过了黄仁勋本人。为此，黄仁勋亲赴波士顿与富达一方会面。然而，会谈并不顺利，富达“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训斥”。离开波士顿后，黄仁勋又赶往纽约，接连拜会了其他6家机构的投资者。他竭尽全力游说这些金融巨头支持CUDA，却不断遭到投资组合经理们心存疑虑的质询。

卡坦扎罗全身心投入cuDNN的构建工作中，cuDNN是一个专为加速CUDA平台神经网络开发而设计的软件库。2013年初春，当他满怀期待地向英伟达的软件团队展示自己初步构建的cuDNN原型时，却遭到了团队的否定。

卡坦扎罗决定越过层级，直接向黄仁勋陈述自己的观点。当时，这项技术似乎并未进入黄仁勋的视野：2013年3月的GTC大会上，黄仁勋谈及气候建模与移动图像的话题，却对神经网络只字未提。出乎卡坦扎罗意料的是，黄仁勋对他的理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二人的首次会面之后，黄仁勋甚至推掉了所有安排，整整一个周末都埋头钻研人工智能这一他之前几乎未曾涉猎的领域。而在随后的会面中，卡坦扎罗惊讶地发现，他的上司对神经网络的理解已然与他旗鼓相当，甚至可能更为深入。

黄仁勋的CUDA决策如同一场豪赌，使公司踏入了深邃莫测的未知领域。10年来，他始终站在船头，远望彼岸。如今，仿佛他已寻得传说中的亚特兰蒂斯。他全心投入研究与电话会议中，每多了解一分，他的兴奋便增添一分。至2013年中，已经按捺不住内心强烈的共鸣。他将卡坦扎罗召至自己用来办公的会议室，告知他，自己视cuDNN为公司20年历程中最为重要的项目。白板上的图表已然不见，取而代之的是黄仁勋端端正正写下的神秘缩写“OIALO”。黄仁勋解释，这代表着“千载难逢的机会”。

他邀请惊愕的卡坦扎罗参与一个思想实验。“他让我设想，若他将英伟达的8 000名员工都召集到停车场，”卡坦扎罗说道，“而我可以从停车场中选择任何人加入我的团队。”

黄仁勋有时需要一些时间来接纳新观念。“在并行计算方面，我们确实耗费了大量时间来说服詹森接受它，”戴维·柯克回忆称，“CUDA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必须证明其商业价值。”但在人工智能方面，黄仁勋经历了一次深刻的顿悟。“他迅速就明白了，比所有人都快，”柯克说道，“他是首位发现其潜力的人，真的是首位。”

黄仁勋告诉我，他只是基于第一性原则进行推导。“既然它们能解决完全无结构的计算机视觉问题，那就引出了一个问题：‘还有什么可以教给它们？’”黄仁勋说道。答案似乎就是：所有事物。黄仁勋断定，神经网络将彻底变革社会，而他可以通过CUDA占据必要的硬件市场。

他宣告，自己将举公司之力投入这个项目的发展。“他在周五晚间发了封电子邮件，说我们将全面转向深度学习，不再只是一家图形芯片公司，”英伟达副总裁格雷格·埃斯特斯讲述道，“到了周一早上，我们已经转型为一家AI芯片公司。真的，转变就这么快。”

随着英伟达的不断发展，黄仁勋维持了一个灵活的组织架构，没有设立固定的部门或等级制度。高层管理团队几乎由他一人独挑大梁，没有COO、CTO、CMO，也没有明确的二把手，甚至没有办公室主任。相反，他直接领导着30多人，其中的大多数都被冠以“副总裁”这一涵盖广泛的头衔，并承担着灵活多变的职责。他与卡坦扎罗在停车场进行的思想实验，反映了他坚信公司可能需要随时进行万花筒般的重组。“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做好准备，”他常对聚集在一起的执行团队这样说，“你永远不知道自己何时会成为公司里不可或缺的角色。”

“导读手册”中驭势科技联合创始人吴甘沙写道：“也许一切的一切，都要追溯到2006年CUDA的诞生，英特尔并没有对CUDA熟视无睹，我是Larrabee项目的见证者，也是英特尔决意创造CUDA杀手的编程语言团队一员，阅读这本传记时，当年与同事彻夜研究CUDA的一幕幕历历在目。很遗憾，我们在技术路线上没有勇气彻底变革自己，并且半途而废了，而英伟达在出现CUDA兼容性问题、‘凸点门'等一系列水逆事件、并导致市值跌掉90%的时候，柯克可以引退，但让每一台GPU支持CUDA的信念仍不动摇。掩卷长思，黄教主成功的必然性，除了努力工作，究竟是什么？突然想到另一本传记《三位一体：英特尔传奇》，作者马克尔·马隆来到了英特尔，不留情面地警示我们这些自以为是的天选之子：英特尔曾经的成功，是因为乐意接受使命的召唤，勇于涉险，不怕犯错，双倍下注，失败了独自舔舐伤口，重新站起来并且变得更为强大，而今天的你们，已经谨小慎微，谨小慎微就是放弃未来。对照本书，答案已经一目了然。”

三、独特的领导力风格

企业家懂技术，并不是要求他们本身是技术天才（比尔·盖茨可以算是），能懂方向，能领导技术天才就行。

英伟达首席科学家比尔·戴利，那可真是技术天才。他写了250篇技术论文、4本教科书，并手握120项专利，从复杂电路架构到运行电源芯片，其研究领域横跨各种计算技术。因为不想耐着性子上历史课，戴利高中就辍学了。在做汽车修理工期间，他凭借考试成绩设法进入了大学。虽未获得高中文凭，他却拿到了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学士学位、斯坦福大学的硕士学位和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30岁出头时，戴利就已经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终身教授了。

当他年满40岁时，戴利选择了离开麻省理工学院，前往斯坦福大学。这位曾经的高中辍学者，如今已成为世界顶尖计算机科学系的系主任。

2003年黄仁勋来访之后，戴利开始为英伟达提供咨询服务。就在黄仁勋想挖戴利的时候，英特尔给戴利开出了更诱人的条件，要知道，英特尔的体量是英伟达的10倍。戴利犹豫了一阵，但最终在柯克（前英伟达首席科学家，不想再全职工作，辞职作为英伟达兼职顾问，要为自己找个接任者）的软磨硬泡下，还是选择了加入当时还在亏损的英伟达。2009年1月，他正式担任英伟达首席科学家，而那时，英伟达的股价已经跌到了个位数。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院长兼英特尔董事会成员的吉姆·普卢默觉得戴利这么做简直不可理喻。“比尔，你是不是疯了，”普卢默说，“英特尔肯定会把英伟达打趴下的。”但戴利却毫不动摇。“黄仁勋就是那种天生的领袖，”戴利回应道，“你会愿意跟着他赴汤蹈火。”

当黄仁勋严厉训斥某名员工时，他通常会选择在公共场合进行，以便让其他人从中汲取教训。“失败必须被公开。”黄仁勋是这么说的。一旦项目延期，黄仁勋便会命令相关负责人起立，向在场的所有人详细解释每一个出错的环节。紧接着，黄仁勋会对他们的表现进行严厉甚至刻薄的分析。这种企业内部的批判会并非人人都能适应。“你很快就能看出谁能在这里坚持下去，谁不能，”迪克斯坦言，“如果有人开始变得具有防御性，你就知道那个人在英伟达待不久了。”

迪克斯认为黄仁勋这么做自有他的用意。“黄仁勋从不会无缘无故地对某人大喊大叫，”迪克斯说，“他会等到开会的时候，周围有一群人，这样他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教学示范，让所有人都能从中汲取教训。”

黄仁勋阅读了大量的商业书籍。

黄仁勋与英伟达一位高管争论英伟达产品的定价问题。“那位有着MBA学历的高管从来没有读过定价方面的书，而黄仁勋可能读了10到15本。”争论中，黄仁勋询问那位MBA他最喜欢的3本关于定价的书是哪些。对方迟疑了片刻，却说不出一本书名。黄仁勋则列出了他最爱的3本书，并让那位高管读完这些书后再继续讨论。黄仁勋最推崇的商业书籍是哈佛商学院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的《创新者的窘境》。他研读了克里斯坦森的所有著作，还将《创新者的窘境》一书分发给执行团队，并随后聘请克里斯坦森担任顾问。

霍斯特曼觉得，黄仁勋一直在不断地改变自我。他回忆起在LSI时的黄仁勋，总是能把模拟软件用到极致。霍斯特曼说：“现在，他依然在这样做，只不过他正在‘工程化’的是自己。他并非生来就是一位伟大的CEO，也并非注定会成为这样的人。他通过不断的抽象思考，通过解决一个好CEO应该具备的输入和输出问题，把自己变成了这样一个人。”

当然，成功也需要运气，黄仁勋选择了一个市场潜力巨大的行业，而且还幸运地建立起自己的“护城河”。如果选择的方向细分市场规模有限，没有那么大的成长性，也不可能有英伟达这么巨大的成功。

甚至包括卡坦扎罗在内，都无人预见到并行计算与神经网络会交会融合。阿尔斯对这两项技术的了解深入透彻，他为这种完美融合感到震惊。这两个曾被忽视、拿不到投资且遭行业与研究人员极其痛恨与厌恶的计算机科学分支，竟意外地结合成了一个蓬勃发展的实体，正朝着智能化方向迈进。阿尔斯说道，“深度学习与英伟达的业务契合得如此完美，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而黄仁勋则将其称为“基于愿景的运气”。

在比尔·戴利看来，英伟达的成功归功于黄仁勋不懈的工作热情。即便戴利自己也是分秒必争地工作，他仍无法完全相信他老板所付出的超人般的努力。“他的爱好就是工作、发电子邮件，然后再工作。”

大约在2020年，黄仁勋要求公司每位员工每周提交一份清单，列出他们手头最重要的五件事。自那以后，每逢周五，他都会收到两万封电子邮件。他提倡言简意赅，因此常于深夜里随机查阅这些邮件。相应地，他每天也会写数百封电子邮件与员工交流，通常每封邮件内容极简。（一位高管形容这些邮件像俳句，另一位则觉得像勒索信。）他的回复速度之快令人咋舌。“你凌晨2点发邮件给他，2点05分就能收到回复，”比尔·戴利说，“然后你早上6点再发，6点05分又会收到他的回信。”

所有做得最顶尖的人都把从事的职业作为爱好，全身心投入，还有，精力旺盛。

四、企业家精神不一定有家庭影响

“龙生九子，各有不同”。黄仁勋的企业家精神在他的兄弟们之间是独一无二的。

随着英伟达业绩的飙升，黄仁勋的家人开始向他施压，希望他能分些利益给家人。“他的父母一直催他，‘你得给你兄弟们安排个工作’。”然而，黄仁勋却坚决拒绝了，这导致了一系列紧张的电话交涉。“他基本上就是说，‘我无法证明他们适合。我觉得他们并不适合我们的公司文化’。”尽管家人一再劝说，但黄仁勋始终没有雇用他的兄弟们。黄仁勋的哥哥杰夫从事过多种工程类工作。黄仁勋的弟弟吉米，曾追随哥哥的脚步前往俄勒冈州立大学，并获得了相同的电气工程学位。吉米选择了更为稳妥的职业道路，加入了英特尔。他在那里一待就是30年，专注于软件工具的构建与维护。“吉米是一位勤勉务实的工程师，“霍斯特曼评价道，“然而，那种创业的冒险精神——就是勇于接受失败，并愿意承担后果的魄力，我在他身上并未发现。”

黄仁勋父亲是化学工程师，他5岁时，父亲在泰国的一家炼油厂找到了工作，然后全家搬到了曼谷。20世纪60年代末，父亲去美国参加培训，回来后决定举家迁往美国。黄仁勋10岁到了美国，所以能比较好地融入美国文化。但是他刚要创业时，母亲并不太赞同，还是传统观念希望他能在大公司上班。

曹德旺的父亲一直是做生意，他小时候跟父亲贩卖过烟丝、水果，算是有点继承了这种生意头脑。他哥哥从政，当过福建省副省长。他的商业成就和哥哥关系不大，可以说是兄弟俩都很出色，在各自的领域里辉煌。“宁氏三杰”，老大宁守诚是肿瘤生物学家，获“中国青年科学家奖”，老二宁高宁曾任中粮集团董事长、中化集团董事长，老三宁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院长。目前的世界首富、传奇企业家埃隆·马斯克的弟弟金巴尔·马斯克也参与了一些他的创业，目前是三家食品公司的创始人，妹妹托斯卡·马斯克是电影制片人，一家电影流媒体公司的创始人。马斯克家族有积极大胆喜欢冒险的基因。他的外祖父母1954年一起创下首次驾驶单引擎飞机从非洲飞到澳大利亚的纪录，外祖父72岁时驾驶飞机失事身亡。马斯克自己就认为他非同寻常的冒险性格直接来源于他的外祖父。

可见，企业家精神，有时有父母家庭的影响，有时也是个人的选择或机缘巧合。

五、对AI未来影响的判断

书中第22章（倒数第二章）“深不见底的恐惧：AI会是人类的终结者吗？”讨论了对AI前景不同的看法。

在这个智能时代，英伟达与人工智能正携手“制造”智能。从编码到机器学习，从CPU到GPU，标志着一个全新的时代的到来。

本吉奥、辛顿和苏茨克弗，当今被引用次数最多的计算机科学家前三名，都对AI可能会危及全人类感到担忧。短短10年间，人工智能已经两次实现了不可预见且永久的能力跃升。本吉奥认为，当前的模型尚不会对人类生命构成直接威胁，但谁又能预料下一次的突破呢？没人能够断言它将带来什么，或何时会到来。与本吉奥、辛顿共同获得图灵奖的杨立昆就觉得他的同事们很荒谬。杨立昆认为，“无论人工智能系统多么智能，它都将听命于我们。我们为它们设定目标，它们本身并不具备任何内在的支配欲望。”

本吉奥和杨立昆之间的分歧反映了整个人工智能社区的分裂。这场争论有时用一个名为p（doom）的参数变量来表达，它代表你认为人工智能有一天可能消灭人类的概率。对杨立昆而言，p（doom）是零。而对本吉奥来说，p（doom）是50%。

黄仁勋认为人工智能带来灾难性后果的概率为零。黄仁勋公开驳斥了整个评估框架，认为这个问题非常愚蠢，并指责讨论这个问题的人阻碍了人类的进步。

作者坦言：“我也怀有同样的恐惧。这正是我当初研究英伟达的初衷，也是我撰写此书的动因。自从ChatGPT问世的那一刻起，我便深感自己的职业生涯已接近尾声。”

书中最后一章写2024年GTC大会闭幕之后，作者对黄仁勋做了最后一次采访，他向黄仁勋展示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的一段文字，提问机械大脑是否会超越物理大脑的进化速度，这激怒了黄仁勋。

“机械进化会……会毁掉工作机会吗？”黄仁勋越来越气愤，声音也不由自主地提高。“难道计算器的出现就毁灭了数学吗？这种问题真是老掉牙了，我听得耳朵都生茧了，”他抱怨道，“我不想再谈这个话题了！”他坦言，曾对我抱有厚望，如今却大失所望。我耗费了他的时间，也浪费了大家的时间；现在，整本书的策划都受到了质疑。

针对自己所创建工具的负面问题，他简直烦透了。他认为这个问题十分愚蠢，且已被反复问及太多次了。“这绝非荒谬的科幻故事，”他说着，指向桌子另一头两位目瞪口呆的公关代表，“你们懂吗？我并非在诸多科幻故事的熏陶下长大，这可不是什么科幻片。这些人在做的是严肃的工作！”他继续说道：“这不是闹着玩的！这跟克拉克毫无关系，我压根儿没读过他的破书，也毫不在意那些书！这不是——我们不是在重演科幻剧！这家公司绝非《星际迷航》的翻版！我们做的可不是那种事！”

这一点，马斯克和黄仁勋真是完全相反。马斯克是读着科幻小说长大的，世界观都受科幻小说的影响。黄仁勋不仅不读科幻小说，而且对其深恶痛绝。

    黄仁勋认为，“机器人并没做什么出奇的事，”他讲道，“就像我说的，它们只是在处理数据而已。如果你能理解其工作原理，那这个世界看起来也就一点也不奇怪了。”黄仁勋对马斯克和奥特曼深感不满。他们一面购买他的硬件，一面又表演性地制造人工智能风险的言论。

    作者写道，从技术的本质来讲，我赞同黄仁勋的判断；但是从人类的本性而言，我认为单单靠这类观点，根本无法解决人类对未来的纷争和人类的命运问题。人类并不是一种理性的物种，而且人类是一个极易受符号影响的物种；这一轮计算机器的进步，恰恰在于能够无限制的生成符号，如果处置不当，人类社会将陷入一场思想的浩劫。人类社会的一切行动，都是由人类的思想驱动，人类思想的浩劫对人类文明的冲击，远比人类社会物理性浩劫对人类文明的冲击要深远得多。

    我赞同作者的观点。黄仁勋不管是本人的真实看法还是从英伟达的商业利益角度，都不太可能多说AI对人类社会的负面冲击，这个问题也不用再多问黄仁勋。AI算力没有英伟达也会有别的公司会提供出来。

作者写道：黄仁勋之所以能在并行计算、人工智能、Omniverse等他人失败的领域取得成功，源于他不容忍对未来进行毫无根据的臆测。他总能冷静地从第一性原理出发去审视技术，既不受乐观情绪影响，也不被恐惧所左右，仅凭一种冷静且耐心的商业逻辑，将企业远见推至极限。对除此之外的一切，他既不看也不去想象。人类灭绝的可能性并不属于企业战略层面的问题，对他来说，这纯属无稽之谈。

可以理解黄仁勋的愤怒。这种问题不仅他被问了多次，而且刚刚在GTC大会的新闻发布会上，有人质询他是否会成为新时代的罗伯特·奥本海默。“奥本海默是在制造炸弹，”黄仁勋回应道，“我们可不是在干那个。”

黄仁勋认为人工智能带来灾难性后果的概率为零，黄仁勋的传记作者显然不这么看。黄仁勋感受到了，所以当场对这个传记项目都提出了质疑。虽然如此，可能发完脾气也就过去了，这本书还是出版了，作者还把这些都如实写进了书里。

六、“导读手册”也很精彩

这本书附了一个导读手册，里面有6篇文章，一篇是译者周健工所写，还有5篇是百川智能创始人王小川，中国计算机学会、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会士芮勇、资深芯片研究专家汪波、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未来实验室首席未来学家檀林、微软（中国）首席技术官韦青写的，另外还有很多专家读者的短评。写得非常好。是导读也是读后感，有些感受有共鸣，他们都是相关领域专家，还提供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和补充信息。

檀林写道：“黄仁勋深谙克莱顿·克里斯坦森教授的颠覆式创新理论。他没有正面挑战英特尔的CPU霸主地位，而是从游戏显卡这个‘低端市场'切入。当英特尔专注于提升CPU性能时，英伟达则在并行计算领域默默耕耘。随着AI时代来临，并行计算能力成为关键，GPU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这正是典型的‘自下而上'颠覆：从不被重视的细分市场起步，最终改变了整个行业格局。如今，在AI芯片领域，英伟达已经远远甩开了曾经的芯片霸主英特尔，甚至黄仁勋的个人身价就已经超过了英特尔公司的市值！”

书里多次提到英伟达和英特尔的竞争。

英特尔已察觉到英伟达的威胁，因此指派卡坦扎罗协助Larrabee项目——英特尔内部被称为“GeForce杀手”的显卡芯片项目。然而，这种高调宣传最终证明是徒劳的——Larrabee硬件因内部纷争而一再推迟，最终在发布前夕被取消。

世界上最快的网络标准是以色列的Mellanox公司设计的Infiniband网络标准。沃尔德曼宣布他将出售Mellanox。2019年3月，英伟达在这场竞标战中胜出，以70亿美元的价格击败了英特尔。该交易在2020年完成。

2020年7月，英伟达的市值终于超越了英特尔，黄仁勋甚至不能向家人炫耀这一辉煌成就，因为他的弟弟吉姆仍在英特尔任职。

英特尔1971年上市，英伟达1999年上市，1999年底英伟达市值14亿美元，英特尔2744亿美元，英特尔是英伟达的190倍。2020年英伟达市值超越英特尔是个转折点，此后英伟达市值虽然也经历两次大跌，总体上是迅猛增长。2025年10月24日，英伟达市值45261亿美元，英特尔1824亿美元，英伟达是英特尔的25倍。2025年10月24日市值和1999年底比，英伟达增长了3138倍，英特尔下降了34%。决定这巨大差异的，就是英伟达对CUDA投入的决心，和英特尔对Larrabee项目的半途而废。

韦青写道“微软公司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萨提亚·纳德拉曾经在2014年初次担当首席执行官职位时，向员工分享过过他对于创新领先性的理解。纳德拉认为作为市场的先行者，在一个只认可创新而不太看重历史成就的高科技领域，不要轻言成功，更不要带上行业领袖（leader）的帽子，要始终把高科技领域的成功看成是暂时的现任者（incumbent）。这种对于创新领域成功的定义源自本书中所介绍的影响黄仁勋先生管理风格的《创新者的窘境》一书，其作者克莱顿·克里斯坦森选择现任者代替领导者，挑战者（challenger）代替追随者（follower）。这种观念与《有限与无限的游戏》作者詹姆斯·卡斯的理念相似，都是在告诫读者们，人类短暂的一生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一样，都是一种永恒变化的无限游戏。不要过于在意暂时的输赢，要时刻关注时代的变化；不追求做静态的领先者，要追求成为那个永远能够适应时代变化的弄潮儿。当认识到所谓的成功者，也无非是暂时的现任者，我们在认知层面就能够帮助自己认识到在技术领域，所有成功都是暂时的，是因为过去的与时俱进、积极主动和坚韧不拔而造成了今日的成就。因此，当今天我们开始不去主动适应时代的变化，那么明天我们就可能会被时代所抛弃。”

微软到苹果等曾经全球市值第一的公司，很多是深远影响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英伟达的算力助力AI的加速智能化，会产生更重大的影响。书里写英伟达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科技公司”，AI激战中唯一的“军火供应商”。但没有谁能永远第一、唯一。现在其实英伟达已经有不少竞争者，在中国就有好几家。

以前我们只要与人竞争/合作，以后还要与AI竞争/合作。希望我们都能更多利用、借助AI提高工作效率、生活的便捷度。人类很多工作被AI所取代是肯定的，p（doom）的概率也绝不是0，到底会是多少，未来几十年就能见分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