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与人》（美）威廉·麦克尼尔著，余新忠、毕会成译，美国1976年首次出版，1998年修订再版，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版。

作者麦克尼尔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荣誉教授，他在1963年以一部《西方的兴起》一举成名，此后出版了30多部作品，曾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是美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瘟疫与人》在西方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推动了疾病社会史研究，被多次再版并译成多国语言。但中文版出得很晚，1998年台湾出了中文繁体字版，2018年中信出版集团出了中文简体字版。

译者余新忠指出，“作者正是凭借他深厚的世界史功力，借由敏锐机智的观察和推理，娓娓道出了传染病在人类历史变迁和文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通过深入的分析和流畅的笔触，作者把传染病如何在人类历史上影响到整个人类的迁移、民族的盛衰、战争的胜败、社会的荣枯、文化的起落、宗教的兴灭、政体的变革、产业的转型、文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等，做了完整的论述，堪称经典。”

这个译本的一大优点是译者余新忠是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也是医疗史学者，所以译得很专业，而且还通过译者注说明作者可能不对的地方。

这书看下来的感觉，有点像看赫拉利的《人类简史》，对历史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从历史的角度，也更加有助于理解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传播。

《人类简史》的新解释角度比较多，而《瘟疫与人》集中在微生物、传染疫病上，主题更集中，这一个角度就能解释非常多的事情。这些解释建立在考古发现、科学研究基础上，加上一些推理，看起来推测也比较合理。有的推测还有待后人继续挖掘史料证据。

一、从生态平衡角度理解疫病

作者指出，“人类大多数的生命其实处在一种由病菌的微寄生和大型天敌的巨寄生构成的脆弱的平衡体系之中，而所谓人类的巨寄生则主要是指同类中的其他人。”“无论过去与现在，传染病都在自然平衡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人类宿主和病原体之间在经历了许多世代，以及数量可观的族群的长期相互调适后，会产生一种能让双方共容共存的相互适应模式。”“只要人的生物进化同寄生物、食肉动物和猎物的进化保持同步，这张精密编织的生物网就不会出现特别重大的变化。”但是人类使得“古老的生物平衡又开始面对新的失衡。文化的进化开始对古老的生物进化方式施以空前的压力，新近获得的技能使人类逐渐能够以无法预见的、意义深远的方式改变自然平衡。于是，新兴的人类的患病方式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人类已经能够颠覆此前的自然平衡，一如疾病颠覆宿主体内的自然平衡。当人类一次又一次蹂躏别的生命形态到达自然极限时，往往就会出现一种暂时稳定的新关系。然而，或早或晚——而且以生物进化的尺度衡量还总是在极短的时间以后——人类又掌握了新的手段，把此前无法利用的资源纳入可利用的范畴，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对其他生命形态的摧残。所以从别的生物体的角度看来，人类颇像一种急性传染病，即使偶尔表现出较少具有‘毒性’的行为方式，也不足以建立真正稳定的慢性病关系。”

“农业对生态平衡的破坏，还有另一方面：缩短食物链，增加驯养和种植的动植物的数量，也为寄生物造就了潜在的更集中的食物源。更重要的是，由于大部分重要的寄生物都微不可见，长期以来人类仅凭智力无法有效地对付它们的滋扰。”“当对付人们可见和可控的大型生物时，观察和试验让早期农夫们很快就能将杂草（以及老鼠这样的动物害虫）置于其控制之下，但几千年来人类的智慧在对付致病微生物上，仍然还停留在摸索阶段，因此，疾病在作物、畜群和人类当中的滋扰，在整个历史时期的人类事务上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古籍（历史、宗教著作、史诗等）中有不少对瘟疫的记载，大多认为是“神的天谴”，对人罪孽的惩罚。直到现代医学的发展揭示其原因。

“在多数情况下，文明社会所特有的传染病原本都由动物传给人类。”“传染病必定不断地从动物，尤其与人类长期紧密接触的驯养动物中传到人类身上。这种传染自然可以多向度进行，比如，有时候人的疾病也会传染给他们的家畜（禽）。同样，传染病可以在家养和野生的动物之间互换，既可以发生在同类间，也可以跨越物种界限，这是由接触机会以及潜在宿主的易感程度来决定的。”由于新冠疫情，食用野生动物引起公愤，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这当然有必要，不光是从避免食用野生动物引起新的疫病的角度，而且从维护生态平衡、生态安全的角度。不过，人类历史上，人和动物之间，包括家养和野生动物之间互相传染疫病，是一直存在的。

二、对国家、文明、社会发展的影响

疫病有时成为文明兴衰的决定性力量。比如欧洲人征服美洲。“有着4000年文明史的欧洲人和非洲人，带着他们自古以来陆续遭遇的诸多传染病踏上了新大陆，并给美洲印第安人带去了万劫不复的人口灾难。”这是很少的欧洲人能击败印第安人占领美洲的重要原因。墨西哥和秘鲁的印第安人因为殖民者带来的传染病，“于120年内（即5～6代）人口减损90％，带来严重的心理和文化后果：对既有制度和观念的信仰很难经得起如此强烈的冲击，技术和知识亦随之消失；而西班牙人把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带到新大陆，使其成为标准，甚至包括在几百万印第安人一直按自己的标准和习俗生活的地区。”“欧洲扩张在世界近代史中的地位何其关键，以致我们几乎将之视为理所当然，而未能意识到它具有相当特殊的生态环境的支持。”旧大陆经历过很多重大疫病，有一定免疫力，这帮助殖民者征服了新大陆。很遗憾在中国，“政治禁锢与生态障碍不允许中国人跨越疆界进行大规模的地理扩张”。

疫病也对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书里讲非洲为什么落后，和非洲处于热带，生物最多样化，微生物种类多，传染病肆虐有很大的关系，人类在非洲减少森林、扩大农耕的举动，带来了冈比亚疟蚊（疟疾）、采采蝇（嗜睡病）的肆虐。印度也是一个微寄生物特别复杂多样的地区，人们为贫困和疾病所困扰。“在一个微寄生远为猖獗的社会，较少的物质剩余、脆弱的国家结构和来世主义的禁欲理念是必然的伴生现象。”种姓制度，对跨种姓接触的禁忌，部分也是恐惧传染病心理的反映。“今天的恒河地区仍肆虐着霍乱、鼠疫、登革热和大量的多细胞寄生物，以及广泛分布于其他地区的更普遍的城市和文明病。”以前我理解热带地区大多经济不发达，是受自然条件影响。热带要么是沙漠贫瘠不毛之地，要么动植物自己疯狂生长，随便采摘渔猎也能生存，连厚衣服都省了（比如古巴，感觉就是这样）。而且天热可能引起人倦怠（新加坡是热带国家中少有的发达国家。据说李光耀认为新加坡成功的秘诀是——空调！人在22°以下的环境里，大脑可以保持清醒。所以新加坡的室内空调总是很冷）。所以热带的人自古就不像温带寒带的人那么努力农耕纺织。听说过不少疫病发源于非洲，从埃博拉到艾滋病，也看过世界卫生组织、各国慈善机构在非洲防范流行疫病的事例，原来只是以为因非洲经济落后，公共卫生投入不足。这么看来，非洲的经济落后和疫病多发是互为因果。印度的宗教、政治、文化、社会的诸多特点，还真是都和微生物、疫病多有关系。最近有些讲印度面对疫情与众不同的文章，如“面对疫情，印度为啥能躺赢”，对印度的描述，和这本书的解释也很相近，就是印度一直都各种传染病太多了，造成印度人免疫力强，对新冠也没太在乎。印度面对疫病，真是有“生亦何欢，死亦何苦”，反正有来世，只当“渡劫”的不在乎精神。但印度这种所谓的“躺赢”，是不珍惜生命和社会治理能力低下的顺其自然，完全不值得称颂和借鉴。

人类在各大洲的流动，使疫病在各地传播。大多数时候并非故意。作者认为，“在世界史的时间标尺上，我们应该把发生于1300—1700年的流行病的‘驯化’看作基本突破，其直接起因源于那个时代的两大交通革命：一个是由蒙古人发起的陆路革命，一个是由欧洲人发起的海路革命。”14世纪“正是蒙古人的征战跨越了以往足以造成隔绝的距离，才第一次将鼠疫杆菌传给了亚欧大草原的啮齿动物。”19世纪鼠疫杆菌搭乘汽船扩展领地。

偶而有人为因素。有时是为了战争目的。“天花在印第安人当中的肆虐可能被蓄意的细菌战推波助澜。比如，1763年阿姆赫斯特勋爵命令把感染了天花的毛毡分发给敌对的部落，命令确实被执行，但是否达到目的则没有记载。”有时是为了杀死对人类有害的动物。“人类活动亦加快了鼠疫在北美啮齿动物中的传播。牧场工人把生病的啮齿动物装进卡车，以运到数百英里以外，目的是让它们把致命的鼠疫传染给那里的草原松鼠，尽可能地消灭它们，为牲畜留出更多的牧草。”

“毋庸置疑，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的价值变迁，绝不可能仅仅取决于瘟疫；然而，瘟疫流行以及城市当局应对瘟疫的成功方式，肯定对欧洲意识形态的划时代转变发挥过重大作用。”

三、对人口的影响

历史上大瘟疫导致的人口死亡是惊人的。瘟疫可能持续多年。瘟疫过去很多年后人口才会恢复增长。

公元165年开始传遍罗马帝国的瘟疫，“至少肆虐了15年，年复一年地暴发于不同地点，有时还会故地重游。这一事件开启了地中海地区长达500多年人口持续减少的序幕，尽管其间也存在局部的恢复。”

鼠疫（或某种非常类似的疾病）早在公元前3世纪已经出现在埃及和利比亚。在全球各地不时出现。542年爆发于查士丁尼大帝统计下的东罗马拜占庭帝国，断断续续持续到750年。“在初次暴发的高峰期，这场鼠疫在君士坦丁堡每天杀死10000人，而它在那里横行了4个月。”808年，日本“一半以上的人口”死于一种传染病，可能是鼠疫（都只能根据古代记载的症状推测）。14世纪，欧洲鼠疫导致几千万人丧生（各种资料的估计数从2500万人至6200万人不等），被称为“黑死病”，此后绵延几百年。本书里没写14世纪欧洲鼠疫丧生人数，写“对整个欧洲在1346—1350年的鼠疫死亡率，最合理的估计是约为总人口的1/3。”鼠疫之后，“英国人口不规则下降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到1440—1480年达到低谷。至于欧洲大陆，虽无相对确定的论断，但直到18世纪，鼠疫损失仍是其人口统计的重要影响因素。中世纪的欧洲人口用于消化鼠疫冲击的时间，是100～133年。”“有大约1/3的埃及人口死于1347—1349年的第一次鼠疫暴发。15世纪埃及鼠疫的发作频率急剧递升，其直接导致的人口减少和贫困化，又因为马穆鲁克的治理不善乃至压迫而加剧。此后鼠疫仍频频光顾尼罗河流域，最近一次则是在20世纪40年代。”“1596—1602年发生在西班牙北部的一场鼠疫，有统计认为，仅在这场瘟疫中就有50万人死亡。而后1648—1652年和1677—1685年的两次复发，更有超过100万的西班牙人疫死。”“1771年，据官方统计，莫斯科的鼠疫仅仅在一个季节里就夺走56672人的生命。”

书里写了几次中国的（疑似）鼠疫爆发情况，译者不太赞同这是鼠疫。译者注写道，“一般认为，中国能够明确认定为鼠疫的最早的文献记载为云南赵州文人师道南所作之《鼠死行》，该诗生动惨烈地描述了当地鼠疫暴发时人鼠两亡的凄凉境况，首次明确指出了瘟疫与鼠死相伴这一鼠疫最重要的表征。该书作于1792年。”我认为，这是能明确认定的，但鼠疫在中国不可能出现得这么晚，作者写的历史上疑似鼠疫的瘟疫中有些应该就是鼠疫。

1894年，香港地区爆发鼠疫，波及60多个国家，死亡逾千万人。本书里写“鼠疫在它到达孟买（1898年）后的10年中造成印度大约600万人的死亡。”（出处是R. Pollitzer,Plague（Geneva,1954））。我怀疑印度哪能有这样的统计，大概是整个村落、城市都覆灭，大致估算的结果吧。莫然的“100年前的东北大鼠疫，67天消灭疫情的伍连德”，写1911年，伍连德在东北领导抗击鼠疫工作，东北1400万人口，最终因鼠疫死亡6万余人。几乎同一时代，印度因鼠疫死亡600万人，因为有伍连德领导抗击鼠疫，中国东北鼠疫仅死亡6万余人（中国1918年山西、1920年东北，又出现鼠疫，仍是伍连德迅速控制住了）。对比之下，更觉伍连德真是国士无双，功绩再怎么称颂也不为过。这是20世纪医学和公共卫生管理的辉煌成就之一。

其他重要的传染病还有流感、霍乱、天花、麻风病、肺炎、肺结核、疟疾、梅毒、伤寒等。

现在我们都知道了1918-1919年的大流感导致2000多万人死亡。此前也有大流感爆发，“流行性感冒于1556年暴发于欧洲，断断续续延续到1560年，在大西洋两岸都产生了严重的后果。有人估计，死于这场流感的英国人不少于总人口的20％；相似的损失也出现在欧洲的其他地方。”

“印度境外，尽管准确数字不得而知，但死于霍乱的人数在19世纪肯定达到了数百万；印度境内，霍乱曾是并仍然是重要的疫病，造成的死亡比鼠疫多得多。只是印度对霍乱太过熟悉，并不会激起太大的社会恐慌。”鼠疫都死了600万人了，霍乱造成的死亡还要多是多少?！可见，印度在防治疫病方面绝对是反面典型。

有的传染病影响儿童、老人、免疫力弱的人，“有时候，新的传染病在青年人当中表现得烈性最大，某些医生相信这是由于这个年龄群体对入侵病原体的抗体反应更为强烈。”反而不容易和入侵病原体共存。这次新冠疫情倒是免疫力强的人更容易熬过，否则更糟。

有的传染病各种群体的得病概率相近，有的更多影响卫生条件不好的穷人，有的传染病则偏爱攻击上层阶级，比如1485年的“英国汗热症”。

“一种传染病让幸存者获得免疫力，又以5～10年的间隔复发，这样的传染病会自动成为儿童病。由于儿童，尤其是婴儿，相对容易补充，只感染他们的传染病对社会人口的影响较之不分老幼地袭击整个社会的疫病，自然要小得多。在所谓的‘黑暗时代’，对传染病的适应过程在整个欧洲以这样有利的方式进行着，结果陌生疾病导致人口减损的后果在几个世纪中逐步消失了。”

作者很重视中国的情况，他不懂汉语，援引有些不准确之处，译者做的一些说明和修正挺好。作者很坦诚地说：“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关于人们适应新疫病的详尽过程，我们还无从得悉。如果有通晓汉语的学者肯去爬梳中国文献以搜寻远东疾病的信息，相信也可钩沉出类似的模式：起初灾情严重，而后是与新疾病的适应。中国医学文献古老而丰富，在官方的正史和别的记载中经常提及疫病的异常暴发，但有关的诠释不力。”作者作为一个世界史学大家，对中国的特点了解得还是挺准确的，比如说“在这片土地上，自古就习惯于把帝国中央集权看作唯一正当的政权形式，政治统一的实现显得尤为容易；此外格外重视家庭传承的儒家传统，肯定有助于中国人口更早和更剧烈的增长。”

作者总结出疫病两大历史规律，一是像美洲印第安人这样以往与世隔绝的人口，当与外来人口接触时，通常会经历一系列严重的死亡。二是在文明的人口中却出现了相反的结果，即传染病均质化，疾病被传播到更多更新的地区，并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在这些地方制造具有地区毁灭性的流行病。伦敦和里斯本曾作为欧洲疫病的发源地而臭名昭著。到了大约1700年时，帆船已最大限度地把新疫病扩散到新地区。从此以后，传染病对人口的影响开始降低，为现代人口的持续增长铺平了道路。

过去，瘟疫减少人口可能也是自然的一种平衡。未来，但愿减少这种情况。“经济和社会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人类已经自觉少生育了。

四、对宗教的影响

疫病对宗教的发展影响不太确定。有时在疫病之下，人更需要宗教的慰籍，促进宗教的发展。但有时宗教在疫病前的无力，又击碎了教徒的信仰。

早期的基督教因疫病而获得更大的发展。《圣经》中就有耶稣治愈麻风病人的神迹。“基督教有别于同时代其他宗教之处在于，照顾病人（即使在发生瘟疫的时）是他们公认的宗教义务。历经这种护理而存活的人，很可能心存感激并同那些拯救他们生命的人产生相互依存的温馨感觉。因此，灾难性瘟疫所导致的结果是，在大部分社会组织丧失信誉之时，基督教会的势力却得到了增强。基督徒与异教徒相比的另一个优势是，他们的信条即便在突如其来的死亡中也赋予生命以意义。摆脱痛苦毕竟是人类共同的渴望。品行端庄的基督徒有一个永久的归宿——天国，无疑会感到温暖的慰藉。基督教是一套完全适应于充斥着困苦、疾病和暴死的乱世的思想和感情体系。”251年迦太基主教塞普利安写道，在瘟疫中，“至于人类中正义者和非正义者都不加甄别地死去，你一定别误以为毁灭对善恶都是一致的。正义者被召唤去开始新生，非正义者则被召去受刑。”这也太能提供解释，自圆其说了！“这种从容应对瘟疫恐怖和心灵创伤的无与伦比的能力，正是基督教的重要吸引力所在。”

但是14世纪的鼠疫杀伤力太大，使占统治地位的基督教反而丧失了很多信徒的信仰。“在鼠疫肆虐中，一些人被病魔杀掉而另一些人却毫发无损的境遇，使上帝的正义变得遥不可及；面对无章可循的传染和突如奇来的暴亡，上帝以往通过圣礼（即使有神圣的修士来主持）来分赐恩典的做法，也不足以抚平大众心理上的伤痛。在基督教的欧洲，反教权主义并不新鲜；但在1346年以后，却变得更加公开而广泛，并构成了马丁·路德后来成功的诸要素之一。”“霍乱引发的普遍恐慌有助于人们对伊斯兰世界传统领袖和权威者产生质疑，并为其接受欧洲医学铺平道路。”这对人们摆脱宗教的束缚，追求个性自由，相信科学的力量，都有深远影响。

疫病被赋予了宗教解释。“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全都相信瘟疫一定是神灵的惩罚。面对无情蹂躏印第安人的可怕疫病，西班牙人却几乎置之度外——他们在儿时就遭遇过天花，大都获得了终身免疫力。既然双方都认同对瘟疫原因的超自然解释，结论自然是神灵凭借疫病表达对侵略者的偏爱。站在印第安人的角度，迷茫中唯一能做的可能就是对西班牙征服者的屈从了，不管他们的人数如何之少，也不管他们的行为如何之残暴和卑劣。结果是西班牙人胜利了，原住民的权威崩溃、诸神让位。”可怜啊，印第安人，那时科学还不够发达到解释疫病原因。

释迦牟尼看人间生老病死苦难太多而创立佛教，估计也是和印度疫病多有关。“像基督教一样，佛教也对苦难提出解释，而且也一如基督教在罗马的作为，佛教以其中国化了的形式为失去亲人的幸存者和暴力与疾病的牺牲者提供安慰。”“从一开始，两种宗教都只得把突如其来的病故视为人生的当然事实，难怪两种宗教都劝导说，死亡是对痛苦的超脱，是进入跟被爱的人重新团圆的愉悦的来世生活的神赐通道，在那里世间的不公正和痛苦都将得到补偿。”

“瘟疫的破坏性后果往往比单纯的生命损失更为严重，尽管生命已经不堪其重。通常，幸存者将变得意志消沉，对其传统习俗和信仰失去信心，因为这些习俗和信仰没有告诉他们如何去应对这些灾难。”这在现代社会可能倒不太存在，人们相信科学是解决办法。

五、医学的发展

近现代医学的发展，发现了疫病来源于细菌和病毒，以及传染链条的真相，并发展起了预防、检疫、治疗手段。

中国11世纪就有人痘术预防天花。1721年英国引入天花接种。英国乡村医生爱德华·琴纳（1749—1823年）发明了牛痘接种法，逐渐推广开来。1776年，乔治·华盛顿命令为所有的士兵接种；1805年，拿破仑命令他的所有部下接受改进了的接种术。18世纪天花接种的大规模应用推广使得天花死亡率下降，是“医学界第一次有组织地以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方式推动了人口增长”。

欧洲早期传染病理论有瘴气学派和接触感染学派（病菌理论），一度还否定了后者。“直到19世纪80年代显微镜对病原菌的发现，才戏剧性地扭转了这一边倒的学术舆论导向。”“第一批被发现的病原菌是炭疽病杆菌和结核病杆菌，分别由巴斯德于1877—1879年间和科赫于1882年发现。”1883年科赫发现霍乱弧菌，1893年研制出霍乱疫苗。1894年，日本和法国的细菌学家，发现了鼠疫的病原体鼠疫杆菌。“杆菌从啮齿动物经过跳蚤传到人类这一过程的诸多细节，随之逐渐浮出水面。”“1900年后，在北美、阿根廷和南非，人类鼠疫继续零星出现，患者的死亡率大约稳定在60%。直到20世纪40年代出现了抗生素，只要及时确诊治疗就变得既容易又保险。”1896年，伤寒杆菌被发现并研制出有效的疫苗。1921年，结核病疫苗被研制出来，等等。

“18世纪以前，医学对人口的影响还是显得微不足道。直到1850年之后，医学技术与医疗机构才开始对人类存活和人口增长产生大规模的影响。”“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那些成功地将一个接一个的传染病‘病菌’进行分离和研究的医学研究者，取得了一系列戏剧性的胜利。深入研究往往使医学家设计出有效的遏止传染病的方法，如合成新药或进行免疫注射；再如引进新的卫生习惯，改变人类与昆虫、啮齿动物或上述疫病的其他可替代宿主的接触方式；还有以别的方式设法打破疫病传染的既成模式。此外，国际组织还提供了城市和国家对付传染病的措施。”

“一个引人注目并具有讽刺意味的现象是，出现了因清洁过度而引发的新疾病，突出的例子是20世纪急性脊髓灰质炎的日渐流行，尤其是在格外注重卫生细节的阶层当中。”幸亏1954年研制出针对急性脊髓灰质炎的疫苗，再次攻克了这一疾病。

医学也不总是能无往不胜。“正如当人类学会了干预复杂生态系统的新方法后总必须面对的那样，自19世纪80年代以后，医学研究对微寄生关系的成功控制，也产生了一些始料未及的副产品和危机。”比如，抗药性的问题。比如“二战”以后大量使用DDT消灭疟疾的传播者蚊虫，使得疟疾的困扰突然减轻，但是，“DDT的大量施用毁掉了昆虫物种的多样性，还总会毒死那些吃了被化学品污染了的食物的动物。与此同时，还产生了一个始料未及且不愿看到的结果——抗DDT的蚊虫出现了。对此，化学家又以研制新的致命化合物来回应。”

病毒的变异性给防控带来挑战。比如流感，“特点是传播快速、产生的免疫期效短暂以及病毒的不稳定性”。“这给公共卫生机构和私人企业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能够迅速确认新的流感并立即大规模地研制疫苗。”

作者有两个担心：一是“那些迄今隐匿的寄生物，也总归会有逸出自己惯常的生态龛的可能，让地球上日益稠密的人口遭遇新的疫病，甚或是毁灭性的死亡。”我想和历史上发生过的一样，人类总能找到解决办法，只是需要时间。二是“还有一种令人不安的隐患，那就是为置敌人于死地，有意在敌方有效传播致命病原体的生物学研究，有可能在部分地区乃至整个世界酿成疫病灾难。”我对阴谋论一贯不太相信，我认为这种隐患的概率，比换一个目的（为了科学研究）、换一个原因（因管理不善而不慎泄露）要小。

书中有一段很有意思，就是哪个国家也不爱背全球传染病源头的锅。因为这锅太沉重了。“认为水痘产自印度的传统说法其实有相当合理的事实依据。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黑死病和霍乱作为人类疾病，可能也是从印度开始的。不过人类普遍倾向于把一种新出现的、险恶的疾病的源头归结于外国人，因此若要根据有说服力的（本土）历史文献，任何特定传染病的源头都不可能追溯到印度，当然也不可能追溯到其他任何地方。”有的疫病似乎起源地较为确切。比如书中说“长期以来霍乱一直是孟加拉的地方病”。历史上就算是疫病起源的国家，也是不可控制的自然之力，很无奈。而现在还多了是否实验室人为制造病毒的争论。

六、公共卫生的进步

在医学的指导下，政府采取了有效的公共卫生管理措施。公共卫生和医学成就共同减少了疫病的影响。

“自然界的调整节奏确实存在，以控制和补偿遭遇疫病损伤所造成的人口衰减。与这个生物进程平行的还有一个文化进程，人们（或许还有老鼠）在这个进程中学会如何降低被传染的危险。检疫观念在1346年就已经存在，这起源于《圣经》中驱逐麻风病人的论述。”“15世纪末，意大利医生在城邦政府的框架内，创立出一系列公共卫生措施，旨在对鼠疫实施检疫，以及在鼠疫流行时处理由此带来的大量死亡。通过16世纪的发展，这些措施更趋完善，也组织得更为有序。”“检疫规定首先在拉古萨（1465年）、然后在威尼斯（1485年）成为制度；此后在16世纪的地中海地区被广泛效仿。检疫规定要求，所有来自疫区的船只必须停靠在隔离区，且40天内不得同陆地往来。但是，这些要求并不总能被执行；尽管人类被禁止上岸，老鼠和跳蚤的上岸却禁止不了。不过，预防措施肯定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鼠疫的传播，因为只要隔离成功，40天足以让传染链在任何船只上中断。检疫制度因此被建立起来。”“城市政府对恶性疾病的反应相当迅速，尤其在意大利。官员们知道如何处理政务，比如，在鼠疫暴发时保证食物供应、建立检疫所、招募医生，甚至组织丧葬，并为公众制定相关行为规范等。城市当局能以或多或少有效的方式做出反应，体现了他们总体的活力，而正是这种活力使1350—1550年间成为欧洲城邦的黄金时代，尤其是德国和意大利诸城邦。”“公共卫生方面的努力，遏止了重大灾难的发生。这些努力主要出现在鼠疫暴发时，主要地点在北方，是受公共卫生和保健设施比欧洲其他地区更为发达的意大利城市所启发的结果。”14世纪意大利是欧洲最发达、应对鼠疫最成功的国家，而现在意大利成了欧洲比较薄弱的国家之一。

“19世纪里一再重复暴发的霍乱恐慌，直接推动了保障城市卫生和公共健康的立法实践。”“霍乱于1832年在英国的首次暴发，推动了地方卫生委员会的成立。”“1848年霍乱的再次暴发引起的社会反应更为重要。那一年，就在霍乱再度降临英国的前一周，国会授权成立了中央卫生委员会。当时，亚洲霍乱的可怕景象已经牵动了公众注意力长达一年。”那时疫病的国际传播需要一年，现在只需要一个飞机航班的时间。

“在美国，在新的霍乱威胁面前，一个以英国为原型的卫生委员会于1866年在纽约建立了。”1892年，霍乱爆发于欧洲时，从易北河中不经处理地直接取水的汉堡疫情严重，而它旁边设立了水过滤厂的阿尔托那城毫发无损。“霍乱传播的走向简直比有意设计的还要雄辩地表明，水源供应在界定疫病发作范围上的重要性，怀疑者终于哑口无言了。此后为杜绝细菌感染，汉堡等地开始系统地净化城市供水，霍乱真的再也没有返回欧洲。”“19世纪末的西方所有大城市，无不在努力接近大不列颠在1848—1854年首倡的新的卫生和水源管理标准，城市生活要比以往更加远离疾病。不仅是霍乱和伤寒等烈性传染病，其他一般水媒传染病也在急剧减少。由此，导致儿童死亡的疫病威胁，在人口统计上也日益趋于无足轻重。”卫生委员会推动了城市供水、排水系统改造这种没有疫病压力根本推不动的耗资巨大又极其复杂的工程。

“科学家成功地发明了廉价而有效的方法，以控制各类传染病。不仅如此，能够有效推广医学最新研究成果的机构，也在各地迅速出现。国家级和地方性的卫生委员会和医疗服务组织遍布全球，军队的医疗团队也在与社会机构同步（甚至提前）发展。”

“国际性的官方医疗组织可追溯至1909年，当时一个国际公共卫生机构在巴黎成立”“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国联建立了一个卫生处。但这个时期更重要的工作是洛克菲勒基金会攻克黄热病和疟疾的计划。1948年，更为雄心勃勃的新的世界卫生组织组建成立。

“20世纪40年代以后，医学科学和公共卫生管理对人类生活状况的影响已经真正地全球化了。在大部分地区，传染病已不再重要，许多传染病在它们原本多发且严重的地方已呈衰退之势。这种对人类健康与幸福纯粹的增益怎么评价亦不为过；现在若要理解传染病曾经对人类甚至对我们的祖父辈意味着什么，都需要想象力了。”我们现在就特别能理解和想象了……

除了医学和公共卫生的发展，疫病减少还有一个原因，随着农耕技术的提高和经济发展，人类饮食中有更多的肉和奶，以及更多的蛋白质。“这很可能提高了人类产生对付各种传染病的抗体的能力，因为这些抗体本身就是一种蛋白质，只能从其他蛋白质提供的有机物质（即氨基酸）中产生。因此，人们抵抗传染病的普遍水平，在相当大的范围得到了快速提升。”

人类在抵抗疫病上取得的“成功是巨大的，以至于到20世纪下半期，专家们倡议要把威胁人类的传染病从地球上清除出去，并认为这是一个可行的目标。”但是，“人类更多地向更大的城市中心的迁移也进一步加强了与以往常见传染病的接触。结果便形成了某种竞赛，一方是医学技术在欧洲的发展和公共管理体系的完善，另一方是生活条件的变化所引起的传染病及其慢性病的强化。”

七、思考与期望

不是新冠肺炎疫情，我不会来看这本书。看了之后很受震撼和启发。原来疫病对世界造成了这么深远的影响。读时感觉最吓人的是古代疫病造成的死亡数字，动辄几百万几千万！而且在早期不知疫病的原因，不知如何防范治疗的时候，人类是多么痛苦无奈。科学的光芒驱散了无知的黑暗。真是感谢历史上和现在，千千万万科学家、医护人员、卫生工作者的努力。

这次疫病中的人间惨剧，让人痛心伤怀。老子云，“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个不仁，不是有主观意识的人或超能力的神的不仁慈，而是大自然根本没有意识，即使将它拟人化，它对万物也是一视同仁的，人类和动物、微生物没有区别。而人类，总是要自居万物之灵，世界的中心。人借助语言文字、社区国家组织起来，发展科学技术，获得了超出其他物种的能力。人既能在一定程度上改造自然，“征服”自然，使人类在自然疫病面前不那么束手无策，大大降低了死亡率，但人类自己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大自然有其平衡之道，生态失衡很多时候是人类造成的。在自然面前，要有敬畏之心。

医学、公共卫生的进步，使得人类在消灭防范疫病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人口的膨胀、大城市的增多、“地球村”日益紧密的联系，也使得疫病传播加快，防控压力加大。高度一体化的全球供应链、减少库存的管理和技术，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也加强了面临外部冲击时的脆弱性。

作者说，“假如我们能像了解过去那样，努力地预测未来，那么，对传染病的影响就绝不能置之不理。技能、知识和组织都会改变，但人类面对疫病的脆弱，则是不可改变的。”我想这种脆弱，是作为个体的脆弱，这本书也反映了，作为人类整体，还是有很强的从疫病打击中恢复和找到预防治疗方法的能力。

正如作者所言“技术和疾病之间的竞赛绝不会出现一边倒的结局，而且就生态关系的性质而言，也从不会如此。”疫病和人，将长期共存。毕竟还是希望科学技术的进步，医疗卫生手段的提高，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使人类未来能更好地应对疫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