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天鹅 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美）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著，美国2007年第一版，2009年重印，万丹、刘宁译，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

《灰犀牛 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美）米歇尔∙渥克著，美国2016年版，王丽云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

“黑天鹅”事件指极其罕见，但一旦发生影响极其巨大、完全颠覆长期历史经验而事前却根本无法预测的重大事件。

“灰犀牛“事件指我们本来应该看到但却没看到的危险，或者是我们有意忽视了的危险。

去年读这两本书，只是从经济、金融风险的角度想“黑天鹅”和“灰犀牛”会是什么，没想到比经济金融危机更可怕的是传染疫病。

《灰犀牛》成书在后，书里多次提到了《黑天鹅》，将“灰犀牛”和“黑天鹅”风险进行了对比。这两本书挺相映成趣的。共同点是其实核心观点很简单，用了一堆理论和例子来阐述观点，还好作者分析的思路和选的例子都有启发性。我的最大感受是，其实哪有什么真正的“黑天鹅”，都是“灰犀牛”。风险在预测到的人看来是“灰犀牛”，在没预测到的人看来是“黑天鹅”。《灰犀牛》比《黑天鹅》写得更实用、有指导意义，也更为全面和辩证。《黑天鹅》在提倡怀疑和独立思考的精神方面有价值。

一、写作目的和研究意义

当然是为了提示如何预防“黑天鹅”和“灰犀牛”风险，提高决策的科学性。

《黑天鹅》矛盾的地方在于作者认为黑天鹅难以难测，但如果真无法预测那岂不是没法提前防范了吗。这书风格挺神奇，展现了作者是一个特立独行、思考独到的人。比如虚构的叶夫根尼娅的故事，贯穿好几章，将虚构故事和他想说明的道理揉和在一起，似乎很少有人以这种半文学的写法来写这种经济类的书。感觉作者颇为自恋，充斥着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味道。

他一开篇就定义黑天鹅的特征“稀有性、极大的冲击性和事后（而不是事前）可预测性”，书的副标题也是“不可预知的未来”。他举了一个火鸡被喂食然后被屠宰的例子，写道“从火鸡的角度，第1001天没有喂食是黑天鹅事件，从屠宰者的角度却不是，因为这不是意料之外的。由此你可以看到，黑天鹅现象是笨人的问题。换句话说，它与你的预期有关。你认识到，你可以通过科学或者通过开放思想消除黑天鹅现象（如果可以的话）。当然，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人一样，你可以运用科学制造黑天鹅现象，也就是让人们相信黑天鹅现象不可能发生，于是科学就把普通公民变成了笨人。”那和他说黑天鹅的事后（而不是事前）可预测性有矛盾。

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开头都说是“黑天鹅”，还有个著名的“为什么经济学家们没有预测到金融危机”的问题。其实国际组织、经济学家有预判到的（IMF和BIS在危机发生前，不断发出警告），采取了正确行动获利的投资者也不少。学者中比较公认的有“末日博士”鲁比尼，投资者有塔勒布、达利欧、索罗斯和很多做空次贷资产的人。《灰犀牛》中写到了很多专家、媒体人提示次贷风险，“众多的投资者，无论是个人的还是机构的，都看到了存在的问题。他们中有许多人都及时采取了行动，然后毫发无损地全身而退。其他一些人从本次金融风暴中牟取了暴利。高盛集团通过它从美国国际保险集团手中购得的衍生合同，在抵押贷款上赌了一把。金融风暴后，为数众多的法律诉讼案件也说明：当时有多少公司看到金融风暴即将发生并且做空了它们正在销售给客户的证券。”

在《黑天鹅》新版补充的后记中塔勒布也写道“下面我简要讨论一下2008年的金融危机（此次危机发生于《黑天鹅》出版之后，它绝对不是一个黑天鹅事件，而只是许多体系建立在对于黑天鹅事件的无知之上——而且拒绝承认黑天鹅事件而形成的脆弱性导致的结果。）”

《灰犀牛》指出各类组织中，特别是领导者们，普遍存在对风险视而不见或应对中存在的问题。“很多导致我们犯错的动因在我们的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牢不可破：过于急功近利、目光短浅、资源分配不均衡以及对风险的低估甚至是误判。结果，无论世界上的预警系统设计得多么精良，也无论它的声音是多么的惊天动地，我们都不能真正指望它去唤醒我们的领导者们，去促使他们做自己该做的事。很多时候，我们承认危机预警准确无误，但是我们仍然会按兵不动，直到大祸临头，有时甚至是直到一切都无法挽回时，我们才会幡然悔悟。”“所有灾难的发生，不是因为发生之前的征兆过于隐蔽，而是因为我们的疏忽大意和应对措施不力。大多数的个人和组织都没能做到积极有效地应对巨大的潜在危险。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帮助人们转变思想，早早地发现远处的灰犀牛类事件，在成功概率大的时候，就早做准备和预防”，

当然，决策总是困难的，成本、收益、后果都有不确定性。“选择正确的时间节点。无论是行动太早，还是行动太晚，都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虽然我们太早行动的可能性很小，太晚行动的可能性很大）。在分析是该行动，还是该等待的时候，要考虑机会成本的问题。”“太早地对潜在灾难威胁或者机遇做出回应和预防，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考虑到危机到来时间的不确定性和可利用资源的局限性，从横冲直撞的灰犀牛中找出最先攻击的那一头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要重新认识体制。我们自己早期建立的体制会阻碍我们如今适时、高效地防范危机，这就是我们面临的难题。我们的政治和金融体制都是建立在金融动机和社会动机基础上的，而且是着眼于当下的。结果，在时间和资源上，我们都没有做任何的长期投入。所以，我们无法走到灾难的前面去防患于未然。”

对潜在威胁作出预防是否过度?米歇尔举了一个加拿大卡尔加里市2012年耗资4700万美元修建了一个标准极高的应急指挥中心的例子，建成后招致公众各种批评诟病。而2013年就发生了加拿大史上损失最大的洪涝灾害（直接损失60亿美元），指挥中心发挥了作用，再也没有人质疑它了。不过如果几年不发生大灾，估计要一直被质疑下去。还有1999年各国对计算机“千年虫”问题如临大敌，花了4000亿美元去处理，到事后也不清楚是否各国反应过度还是正因为重视才没出现问题。一个常见问题，要把防洪工程修得能抵御多少年一遇的洪水。要不要“花费10亿美元以避免50亿美元的损失，而这件事的发生概率是1%”?“100年才发生一次，这只是一个基于统计数据的预测。它没有说明的是，这个100年才发生一次的洪水是会在近期发生，还是在很久以后的未来才会发生。”实际上，很多地方建立的防洪体系都是高规格的。“加拿大第八大城市温尼伯的红河泄洪体系，是能够抵抗700年一遇的洪水的级别。阿尔伯特省则把标准提升到对抗1000年才发生一次的洪水。荷兰加固了防洪工事，对抗的是1250年才发生一次的洪水。”因为极端天气的发生概率加大。这种成本的付出经常被证明是值得的，防患于未然胜于亡羊补牢。

危机之后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仍然无动于衷或措施不力，另一种是可能反应过度造成浪费。例如有人测算美国“9·11”之后的安检投入每年造成200-3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但是，很多人认为这是值得的，或者，没有人敢提出降低这些成本的建议。我想到的是银行业在每个案件之后都会增加更多的流程所花费的成本。

二、关于流行性疾病

《灰犀牛》书里列举了各种灰犀牛式风险，不仅有不可持续的国家债务、颠覆性科技、气候变暖，还有“另一个全球范围的潜在威胁是流行疾病，其大范围爆发的警示日益频繁地出现，让人们明白自己面对的问题是：不是全球范围的流行性疾病是否会发生，而是何时发生。”

书里有一节“我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吗”。对非洲来说，“埃博拉病毒危机的爆发和许多其他的灰犀牛式危机的爆发是一样的，都始自人们的抵触否认和拖延怠慢。对人们应对行动的评判就更加复杂了。问题的根源在于非洲根本没有有效的健康医疗体系。导致埃博拉病毒暴发流行的原因不仅仅是医学界要挑战的难题：行政管理问题；颠倒的奖惩制度；不合理的资源配置；疾病监测应对机制的失败；先是受惰性阻碍、后是受恐惧支配的决策过程；基层组织到国际机构的匮乏。”需要向惊恐万分的人们解释“这不是人为制造的病毒，不是政府屠杀你们的阴谋，不是非政府组织的牟利行为”。流行性疫病古代通常被认为是天降惩罚，现代则总有阴谋论的解释。

“2014年年末，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埃博拉病毒给非洲西部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大概是32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的损失来自贸易和经济活动，同时，一万多的死亡人数造成的人口损失还仅仅是个开始。据估计，如果事前建立一个疾病防控体系，其费用仅仅会是事后处理灾难时全部费用的一半。”“我们的选择本来不应该只停留在‘事后花费重金补救’和‘事前任其发展’之间，但是事情往往都是会发展到这一步，因为我们的决策机制只有到了大难临头的时刻才会运转起来。”

对美国来说，“2014年的埃博拉病毒和流感疫情很好地证明了‘情绪’是如何左右我们决策的。因为埃博拉病毒是新出现的疫情，所以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媒体大肆报道渲染，最终制造了歇斯底里的局面。社交媒体，大部分是在片面和错误信息的驱动下，造成埃博拉病毒引起的恐慌蔓延成灾。但是，真正对美国人构成生存威胁的不是埃博拉病毒，而是典型的流感。根据美国疾病防御和控制中心估计，只有40%的美国人接受了流感疫苗注射。”可是，“通常，疫苗的有效率在60%-70%。但是，在2014年到2015年间，流行的流感病毒株发生变异的速度很快，流感疫苗的有效率只有23%左右。”

“6000万人感染，1.2万人丧命，美国2009大瘟疫启示录”一文中写“1976年，美国新泽西州迪克斯堡的一个陆军新兵感染了流感病毒。从基因上分析，这是1918年H1N1病毒的变种。由于担心灾难重现，恐慌的福特政府做了最坏的打算，下令启动大规模免疫计划，全国高达4000万人接种了疫苗。事后证明，这只是虚惊一场，病毒神秘地消失了。最终，只有200人感染，1人死亡。讽刺的是，那些仓促接种了疫苗的人，有很多出现不良反应，25人因此丧命。”这就是防范过度的风险。但不到事后，很难评估是否行动太早或太晚、不力或过度。

这次新冠肺炎，也是大家都觉得是“黑天鹅”，但看看历史才发现，原来传染病和经济金融危机一样是“灰犀牛”。时不时就会爆发，只是何时爆发更难以预测，但需要建立起一套有效的防疫机制体系随时可以响应。

所有人都在遗憾防范对新冠肺炎没有“在成功概率大的时候，就早做准备和预防”。如果武汉早公开信息早采取措施，肯定能更好地控制疫情。但是，当时该如何应对更为恰当?让民众戴口罩、少聚集、注意防范肯定有必要，但要采取到什么程度，要不要封城?不封城可能难以阻止扩散，但当后果还没充分显现时能下决心封城吗?现在除了湖北，其他疫情尚不严重的地方，是应该适当恢复生产，还是仍应或更严格地停工、隔离?危机面前，决策在两难中权衡，殊为不易。

三、关于预测

《黑天鹅》对所谓专家的预测是持比较否定的态度的。这根植于塔勒布对世界的看法。他认为“我们的世界是由极端、未知和非常不可能发生的（以我们现有的知识而言非常不可能发生的）事物所主导的。即使我们取得了知识上的进步和成长（或者正因为这种进步和成长），未来仍会越来越不可预测。”我觉得这是由于技术进步的原因，社会变动加剧。“手机就曾经终结过我们所熟知的世界”（《灰犀牛》引奥林奇语）。塔勒布不信什么专家。他认为“在受到黑天鹅事件影响的环境中，我们没有预测能力，并且对这种状况是无知的，这意味着虽然某些专业人士自认为是专家，但其实不然。尽管他们有经验和数据，但他们并不比普通大众更了解相关问题，只是更善于阐述而已，甚至只是更善于用复杂的数学模型把你弄晕而已。”“我的梦想是实现一个真正的理想国——一个没有专家错误、预测错误、骄傲浮躁的社会。”这个梦想也太不现实了。

塔勒布通过逻辑分析和援引他人研究说明准确预测的不可能，特别是引用泰洛克作的一个关于预测的实证研究发现，“一个人拥有博士学位或学士学位是没有区别的。发表文章众多的教授相对于记者没有任何优势。泰洛克发现的唯一正常的事实就是名望对预测的消极影响：拥有高度名望的人比没有名望的人预测得更糟糕。”看到这不禁失笑。不过，这个实证研究毕竟范围有限，是否有名的人比没有名气的人预测得更糟，也取决于选择的样本吧。我认为总体来看有名望的人的水平，分析问题的框架和深度还是超过一般人的。但他们是否就能预测得更准确就不好说了。有些有名望的人是浪得大名，或者在有了名声（对某个专业问题确实研究得很好）之后膨胀，在不熟悉的领域也随便指点江山，或为某种利益而发声，或者“语不惊人死不休”。

《灰犀牛》则对预测较为正面。米歇尔也列举了对预测的不同看法，例如2013年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尤金·法玛和罗伯特·席勒对预测的观点就相反。“这些关于人类预测能力的观点虽然相互矛盾，但提高了我们越过抵触否认阶段、正确应对灰犀牛危机的能力。如果我们不具备成功预测危机的可能性和能力，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正确应对危机”。书里写了一个连续34年（1985-2019年）每年1月发表年度意外事件列表（Ten Surprises List）的人——黑石副董事长拜伦∙韦恩（Byron Wien）。作者说“他的预测列表是我每年最愿意读到的信息之一，因为他给我们一种全新的理念——挑战传统智慧。拜伦·韦恩预测十大惊险事件列表的价值在于他能找出人们的共识并且改变它。通过对流行观点的质疑，他让我们看到了那些就摆在我们面前却未被发现的可能性，多数时候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因为我们不愿意睁开眼睛或是与大众背道而驰。”我查了一下韦恩2019年1月发布的2019年预言，第一条说因为世界经济走弱，美联储停止加息。这对了。第六条说英国3月29日达不成脱欧协议，梅姨认为换领导也不能更有帮助，因此还继续留任。前半句预测对了，后半句错了。因为认为预测有价值，米歇尔也相信远期计划的价值。《灰犀牛》中写到过去公司制订5年或者是10年规划，现在2到3年的规划都被看成是长期了（但更长期的规划是战略的必要组成部分）。稻盛和夫认为，从大局出发，着眼于未来的远期目标，才能克服眼前危机带来的短期压力。孙正义为软银制订了为期300年的商业计划，为保障300年计划的实施，制订了30年计划，取得了超乎常人的成功。百年创意咨询公司的马克·默滕斯说，“我们当中很少有人能真正做到从现在开始向前思考10年。但是百年思维给我们提供的是一种途径，一种思考未来可能性的途径。”“短期的目标代表着摆脱现实困境的生存方法，而远期目标代表着激情以及生存的真正原因。各种公司都可以用百年的视角，而不是季度标尺，去发现新的商业机遇，并且减少现实风险。”

格林斯潘说，“预测虽然时有失败，却从未被人们放弃，它是人性中根深蒂固的东西。我们对自己所处世界的事件进程预见得越多，就越有能力为应对这些事件做好准备。”还是需要提升我们预测预判的能力。不能全然相信专家的预测。最好是要有系统性的学习建立自己的思考框架，同时参考不同观点的专家意见，形成自己的判断。

四、危机的应对和解决

《灰犀牛》书中对灰犀牛性质的风险事件实践发展的五个阶段概括得很有普遍性。很多话值得摘录：

第一个阶段是“否认”阶段（为什么我们看不到犀牛群？为什么我们不能避开它们的奔袭路线?）。

“人类本性、政府体制和社会体制都在力求维护现状以及人们对未来的美好预期”，‘否认’情绪是许多灾难之前和之后一种最普遍的现象。”卡珊德拉，或者王小波写的花剌子模信使，总是不受欢迎的。“人们宁愿和大家一起犯错，也不愿成为唯一正确的那个人。”“原因涉及无意识的倾向性、任性的执念、误判和其他更加过分的邪恶动机：个人利益和恶意动机，促使人们任性地否认危险信号的真实性，或者有时候是非法地欺骗、蒙蔽大众，致使其无法看到明显的危险信号，无法做出适当的回应。”“组织理论学专家伊恩·米特洛夫描述了一项导致我们走向固执愚昧的自我保护机制：拒绝（低估可能的损失）、理想化（认为不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自我膨胀（认为自己有足够的能力阻止危机发生）、推卸责任（把灾难的责任推到其他人身上）、自以为是（降低可能性）、盲目（想象损失会很有限）。”有必要的专家群体、组成多样化的领导层能使组织融合各方观点、增强领导力，更早看到风险。

谢尔曼国际工商学院院长弗兰克·布朗在回答“在不同国家发现和应对各种危机的过程中，文化影响的程度有多大？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会不会因为文化障碍，于是不同程度地否认危机的存在？”时指出：主要问题不是文化本身，而是决策时文化对决策群体的影响。群体成员越是多样，其决策就越好。一个一致的、等级严格的团体不可能像其他团体那样有效地应对机遇和挑战。经济学者诺瑞娜·赫尔茨写道“无数的实验和研究表明：当积极鼓励团队成员公开表达他们的不同观点时，他们不仅会分享更多的信息，而且会更加系统地思考，从一个更加平衡而不是偏激的角度看待问题。”“刻意促成人们去无视危险的另外一种手段是篡改数据。”各国政府都很容易出现这个问题。比如“2010年，当世界知道希腊一直在通过高盛掩盖其真实的债务负担时，希腊的金融危机就更是雪上加霜了。”“为了掩饰2001年债务拖欠之后的经济问题，阿根廷政府开始采用强硬手段操纵经济数据。更为惊人的是，政府威胁会罚款或起诉任何敢于公开统计数据的独立经济学家。”因此，为了防范风险，“要建立一个适当的体系，让它能在事故发生的时候拉响警报。为此，方式之一就是要确立一个奖励机制，奖励那些机警的人、发现问题的人。”“为了避免灾难的发生，挺身而出、牺牲自我，无论是作为公司的一部分，或是世界上的、一个国家里的、一个社区里的居民，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这样的行为都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第二个阶段是“得过且过”阶段（为什么我们已经看到犀牛群冲来却仍然不躲避）。即想方设法把问题推给将来。

“错误的思想动机和对个人利益的误判会极大地助长我们抗拒行动的自然天性。”“我们之所以得过且过，是因为体制设置上的严重缺陷，人力财力资源的严重匮乏，领导能力严重低下，优先处理看似严重的问题时阻力困难太大和缺乏强烈的责任感。我们得过且过是有认知上的根源的，例如对于危机的错误认识，对于危机的错误解读和缺乏针对有效信息采取行动的动机。”“非理性化的动机在我们的金融体制和政治体制中早已根深蒂固，造成这两个体制一直以来只着眼于短期的利益和选举，以牺牲长远利益（并且极有可能是更大的利益）为代价，去鼓励人们得过且过。但是，自相矛盾的是，成功地阻止危机的发生并无任何赞誉和好处。例如我们的文化中有一个叫作卡珊拉罪行的东西，即唤醒人们的危机意识，阻止危机的最终发生，结果就是引火烧身。如果有足够多的人得到了你发出的信息，听从了你的劝告，改变了自己的行为，那么你所预言的事情就不会真的发生了。你将会‘被戴上枷锁，游街示众’，接受大众的批评，因为你的预言失败了。”“组织机构在应对危机、采取措施方面的表现更是差强人意。官僚主义的体制无法培养出官员的责任感；组织机构的文化氛围容易滋生极度厌恶冒险的情绪，同时会削弱个人责任感。”“我们需要改变金融和政治奖惩体制，清除妨碍人们积极行动的因素。”“信息可以产生强大的变革动力。利用非常透明的体制来对待问题，提高不作为者应该付出的代价。”

解决这一问题有很多难点。管理理论家罗纳德·海费茨和马蒂·林斯基的“调适性领导力”理论探讨了如何寻求合适的方法，让人们能够感受到处理面临的挑战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在调动热情的同时让紧张和冲突不至于升级，仍然在可控的范围内。“热情必须在可控的范围内，太高会失控，太低会转变成不作为。”整个社会如何看待变革，如何选择变革的起始时间，采取渐进式还是激进式变革方案，面临一系列重大的抉择。

第三个阶段是“诊断”或“犹豫不决”阶段（解决方案是对的还是错的）。

灰犀牛式危机的分类：“危机一：人们广泛认可它的存在和危险性，而且很清楚解决方案是什么，但就是在谈及行动时心不在焉；危机二：是一种真正的危机，或者说是隐藏得更深的危机，是一种本质上的危机；危机三：人们广泛认识到它的存在，但是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它，所有的解决方案看起来都不太合适；危机四：新出现的危机，它的存在让之前所有不可能的事情都成为可能；危机五：根本解除不了的危机，其所造成的损失是由于我们不肯放手那些不可能的事情或是过时的事情。”还有多米诺类危机，会催化并加剧其他的危机。当然，危机可能有很多种分类。作者举的例子，危机一，比如气候变化，大家都希望把责任推卸给别人。危机二，比如“不平等”、贫富分化问题。危机四，比如新技术的颠覆性力量，跨界颠覆。多米诺类危机，如美国次贷危机。

认识到了危机也不容易解决，因为各种方案都各有利弊，决策常常陷入两难。“在难题阶段，我们经常是在治疗各种表面症状，而不触及根本病因。”“在对的时间做出对的事情是一项双重挑战。如果过早采取行动，那么就必定会浪费投资；如果过晚采取行动，那么必定会非常被动。”行动的时机、力度都不好把握。

对中国来说，宏观杠杆率高的风险是灰犀牛之一，近似于危机三，“人们广泛认识到它的存在，但是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它，所有的解决方案看起来都不太合适”，有人还总结出“金融政策不可能三角”，指以下三个目标不可能同时获得：1、去杠杆；2、实体经济融资顺畅；3、金融机构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灰犀牛》中写道，“世界各国中央银行，当它们试图在通货膨胀和泡沫、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这两个完全对立的灰犀牛式危机中进行选择的时候，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你能从其他的、相关的因素角度出发看待问题，其结果可能会大不相同”。的确，如果只从金融角度看问题，加杠杆和去杠杆的难题可能无解。怎么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效才是关键，才能逐渐化解风险。

新型肺炎疫情，可以归为危机四，“新出现的危机，它的存在让之前所有不可能的事情都成为可能”。和它相比，以前我们担心的经济金融风险似乎都不算什么了。它又加剧了原来的风险。比如上面说的高杠杆率问题，中国的企业杠杆率本来就在世界上位居前列，在风险面前较为脆弱。解决办法只能是政府加杠杆。2019年6月末，日本的政府杠杆率全球最高，204%，美国96%，欧元区86%，中国52%。政府还是有加杠杆的空间，只能财政出钱保企业稳民生，以时间换空间了。日本政府杠杆率那么高，也照样也能过下去（当然日本有一些特殊条件，以内债为主，债务利率低等，一些利率高、外债多的发展中国家是扛不住这么高的政府杠杆率的）。

要勇于尝试。“你不会总是一次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每一次错误都是通往正确答案的必要过程。有时候，那个当时看起来是个错误的举动，可能其实正是通往成功的必经之路。”

第四个阶段是“恐慌”阶段（灾难迫近时的决策）。

“在该阶段的表现完全取决于我们之前所做准备工作的多少；取决于我们对于不同类型危机的见证次数和我们在历次同类型危机中的表现；取决于我们有机会思考自己可能获得的机会时表现如何；取决于在我们‘得过且过’和‘犹豫不决’两个阶段里，浪费了多少机会，或者说还剩下多少机会可供我们利用。”

“尽管恐慌情绪会影响我们的决策过程，但是这种情绪也能起到一个好的作用，即激发我们进入行动模式。人们常常说，黎明前的那一刻是最黑暗的。在同惰性做斗争并且试图改变局面的时候，我们就会遇到这样的黑暗时刻。有时候，恐惧情绪是我们去让领导者注意到问题的严重性的唯一途径。”

对很多反复发生的危机，需要建立一套预警体系，并预先制定、认真演练应对步骤。不同性质的危机情况有同有异。“错误的海啸预警会引起很多不便，但不会让人们损失生命和财产；相反，错误的金融危机预警，会成为一个自我实现性质的预言。这两个领域里的预警有一个共同点，即如果人们忽略了正确的预警信息，就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第五个阶段是“行动”阶段（顿悟之时）。

到了你开始行动的那一刻，可能就已经错过最佳行动时机，但是，现在开始胜过下一刻开始。作者提了几个行动的建议：测量。记录问题的程度级别，能让我们更好地找到应对的准确办法。分而治之。如果你不能解决全部问题，那么就应该选择你能解决的那一部分。同理，你应该把决策分解成一个一个小的、详细的、有效的单元——国家中的州、州中的一个城市、整个行业中的一个公司、整个公司中的一个部门。把危机定义成机遇。我们的认知倾向会驱动我们对有利可图的事情开展行动，即我们不会单纯为了避免问题的发生而采取行动。总是要有一些戏剧性事件才能促使人们行动。但是有时候，一点点改变，就能取得重大的成功。

危中有机。“几乎所有的危机在给人们带来伤害的同时，也带来了机遇，尤其是对于那些能够有远见和行动力，早早建立起应对方案的人来说。我们必须认识到危机问题的这个独特之处，并且把它们作为机遇来面对，这样才能做到不仅仅躲避灾难的袭击，而且能从中受益。”“多数情况下，灰犀牛看起来是潜在的危机，但更多时候，它们都是中性的事件：一个好和坏的综合体，其结果完全取决于你的认知角度和发现机会为自己牟利的能力。”米歇尔举了很多从危机中发现机会的例子。本次疫情同样带来一些变化和商机，比如线上办公软件的大规模使用。

米歇尔指出，遭受灾难打击和成功躲过灾难，这之间的区别有战略部署、领导才能的原因，也有环境的原因和运气的原因。的确，有时运气也很重要。不管危机怎么结束的，危机都是“一次不可浪费的机遇”。但有很多危机都被浪费。

原来读的时候，我联想的全都是中国的经济问题。现在看，代入的全是应对新冠肺炎的过程，有太多类似之处。

五、西方民主体制下的问题和共性的问题

我们对于政府在防范风险和应对危机中的表现抱怨和诟病很多。但在西方民主体制下也不可能完美，各有各的问题。

《灰犀牛》指出，“在乱糟糟的民主体制内，一个少部分人的团体只要经过一番谋划，就能够颠覆大多数人的意愿。民主体制也很难做好调和利益冲突的工作”。认为中国经济改革推进顺利的原因是“因为它能更加自由地、不受任何约束地、更好地确定实施改革的时间，这是西方乱七八糟的民主议会上绝对实现不了的。但是，如果没有不同的声音也是存在风险的：领导人可能会得不到全面的重要信息，就会错过必要的提示和指引，就很有可能会走弯路。”

《灰犀牛》批判了民主政府在投入基建决策上的困难，明明看到了基建不足的风险却行动迟缓，因基建不足导致的显性和潜在损失很严重。“美国的最大经济风险是其不断老化的基础设施，但是改善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特朗普决心要投入基建也没错。米歇尔表扬“中国政府是在为未来的发展建设基础设施，而不仅仅是为未来的增长保留土地。”的确和西方相反，对基建投入，我们担心的是过多而不是过少，过于依赖基建投入的刺激，造成负债过多和设施利用率不高。

还有一些问题是人性的共性问题。“包括最司空见惯的拖延症；关于敲响警钟的文化禁忌；我们渴望非常正面的成果，无视可能的负面结果；集体意识，或者是对流行权威和学说的不断强化，无视对我们逐渐认可的理论可能会构成威胁的各种信息。”

所以很难做到未雨绸缪。《黑天鹅》里写，“所有人都知道预防比治疗更重要，但预防只得到很少的奖赏。”《灰犀牛》里写，“我们都明白，越早着手，就越容易解决问题，而且成本越小：未雨绸缪远胜于亡羊补牢。这样的理论可以追溯到医学之父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一分的预防远胜于十分的治疗。”各国都有这意思的名言谚语。“这些格言虽然在理论表达上堪称完美，但总是不能被付诸实践。在影响我们思想和行为的那些人类劣根性里面，惯性是强大的一个，能阻止我们跳出固有的思维行动模式。”“无论我们曾有多么美好的初衷，多数情况下，我们面临灾难威胁所采取的行动，都发生在已经避无可避而且成本最高的时候。”另一方面有些灾害到来的影响之大超过预期。“很多时候，无论做多少准备工作都是远远不够的。”

有的领导者睁着眼睛说瞎话也屡见不鲜。比如2013年，格林斯潘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上还说，“所有的著名经济学家和政策决策者”都没看到这场即将发生的灾难。这是典型的为自己推脱责任。

六、一点思考

新冠疫情下，现在所有人都是难熬的，不知何时才能过去。汇丰银行亚太区前主席艾尔敦说：“每一代人最大的自欺欺人就是认为他们经历的是最艰难的时期，而过去时代面临的困难都要相对容易。”因为当下的困难总是感受更为强烈。比如口罩等防疫物资的短缺。这是因为特殊时期平常的需求量和现在完全不能比。而中国人连生活必需品都不能敞开供应的时代其实也并不久远。比如1994年才取消粮票和油票，实行粮油商品敞开供应。我们大多数人，的确没经历过什么大风浪。危机确实会造成不少严重的后果，积极应对的同时，也需乐观淡定，减少不必要的恐慌焦虑。

在应对危机中，大家看到相关部门和机构应对失当容易失望，以为如果在其他国家会应对得更好。《灰犀牛》揭示了这可能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人类永远面临各种各样、严重程度不同的危机，除了经济金融危机之外，还有空气污染、土壤污染、干旱、自然灾害、老龄化……应对这些危机中，总会有各种不足之处。不仅有体制机制的问题，也有人性弱点的问题，比如逃避问题、推卸责任。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机制，“一个让自己不会再次陷入困境的机制”。有了机制也不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改进永远在路上。借用《灰犀牛》中安东尼奥·阿莫林的话“我们还没有取得任何胜利。我们只是正在赢得一次又一次的战斗，但是战斗不会停止，始终是存在的。”除了体制机制，还有个人能力的问题。例如同样的体制机制下，不同的领导者表现出来的应对水平差异极大。人，是主观能动性最大的变量。人类社会一直是在各种惨痛教训之后，慢慢吸取教训而改进，变得比以往的社会更为文明进步。但愿这次是一个中国完善社会治理、再出发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