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七个秘密 全球动荡时代德国的经济韧性》

（美）戴维·奥德兹，（德）埃里克莱曼著，牛津大学出版社2016年，颜超凡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

《德国的七个秘密 全球动荡时代德国的经济韧性》一书的核心可以总结为德国如何进行供给侧改革。我看的过程中这么想，结果在书的结尾，作者自己也总结，“德国非凡的经济成就并非财政紧缩的结果，而是因为采取了对付经济供给侧的重要战略。”“贴上紧缩标签，就会只关注经济学家为描绘市场经济潜在经济力量而设计的伟大方程式的单一一端：需求侧。事实上，所有七个秘密都涉及方程的另一端：供给侧。它们大部分围绕着国家生产商品、提供服务的能力，探索如何使德国的投资环境变得极富成效、创新和吸引力。”不知道作者写的时候是否知道中国在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里面没提。它主要针对的是德国被广泛地批评采取过于紧缩的政策。比如2017年列维经济研究所（Levy Economic Institute）J. Bibow工作论文“德国的反凯恩斯主义（紧缩偏好）如何使欧洲陷入困境”（How Germany’s Anti-Keynesianism Has Brought Europe to Its Knees）。不过，在很多国家高度依赖于扩张性的财政或货币政策的时候，德国能够紧缩而不影响经济健康发展，这不正是德国值得他国学习的独到之处吗。

    一、书的主要内容

   （一）德国的变化

20世纪50年代至1967年，西德年均GDP增速达到近8%，进入战后“经济奇迹”。但是1990年德国统一后，“经济奇迹”消失了。1993年，GDP下降了1%。在90年代余下的时间里，增长率从未超过2%，失业率持续上升，最高时达12%以上。那时德国发愁的是无法引发高科技的知识型创业，因为德国中小企业的模式、价值观和定位，全部集中在稳定性、连续性和渐进性上，这些看起来与美国等其他地方出现的勇猛活跃的高科技创业模式格格不入。1999年《经济学人》给德国贴上“欧洲病夫”的标签。德国人自己也很迷茫：“我们还待在冠军阵营里吗？”2004年，德国经济学家汉斯-韦尔纳·辛恩出版了一本书《德国还有救吗》，成为当时的畅销书。

2014年，德国《时代周报》编辑约亨·比特纳自豪地说：“我的祖国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撕掉了十年前被贴上的‘欧洲病夫’标签。自那时起，它成功降低了近一半的失业率。在过去的五年中，我们的经济增长了8%，对于这样一个发达国家，这个速度快得离奇。就在上个月，联邦政府还宣布力争2015年财政预算实现零债务。所有这些成绩，都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元崩盘的背景下取得的。”

德国为何一度落伍，又如何从工业时代的管理型经济、“欧洲病夫”转变为适应全球化、知识驱动时代充满活力的创新创业型社会?本书给出了解答。

施罗德总理宣布2004年是“创新之年”。当时，德国境内许多经济学家，都把施罗德的号召视为意欲欺骗天真民众的空洞政治辞令。事后看来，2004年关于创新的豪言壮语绝非夸夸其谈。创新之年预示了德国开启了一系列根本且深远的经济社会改革，最重要的是把德国转变为知识和创新驱动的创业型社会，创新是新经济战略的核心。德国在新世纪意外打造了一个极富企业家精神的社会。这种向创业型社会的转型体现在受过教育且具备全球意识的德国年轻人活力四射、灵活变通、上进心勃发，并最终为德国经济令人赞叹的腾飞奠定了基础。

德国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帮助激发了决定性的潜在力量——知识、技能劳动力、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和企业家精神，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时代，这些正是强劲经济表现的关键因素。

为了引燃德国的企业家精神，施罗德一手开展广泛的政策调整，一手落实体制改革。其中的新项目包括，提供资金和信息服务促进新企业创立。同时，为初创企业和小型企业的融资（包括贷款和股权融资）引进新来源。这些项目跨越政府各级部门，从地方政府到州政府再到位于柏林的联邦政府。德国复兴信贷银行负责管理小额贷款，向中小型企业提供1万至2.5万欧元不等的资金。高科技创业基金为高科技新创公司投入50万欧元。这项计划86%的资金来自政府，其余资金来自风险资本等第三方。

虽然施罗德2004年推行政策和体制改革的影响不容低估，但是绝非只他一人为德国注入了企业家精神。以德国的决策、制度和政策的分散特性看，地方层面同样付出相当大的努力。柏林、横跨慕尼黑-纽伦堡的大都市区、巴登-符腾堡州和莱茵河-内卡河区，都属于德国新兴企业百花齐放之地。

    （二）德国的七个秘密是什么?

第一是中小企业（第二章“小即是美”）。

稳定且有恒心、重视长期发展、懂得渐进变革、关注质量改进的中小企业，扎根于自己的社区，同员工及其他要素建立深厚关系，成为德国非凡的经济腾飞和恢复力的支柱与引擎。

第二是双元制教育体系（第三章“诗人与思想家”）。

对技术工人的培养一直是德国的优势，然而高等教育方面德国曾一度落后（是20世纪末德国一度落后、缺乏创新创业精神的重要原因），因为固守19世纪领先的洪堡大学模式，而缺乏美国那样的创业型大学。

美国大学渐渐树立起新的使命、任务和目标。新使命包括研究与教学，不仅重视由学科本身决定和影响的传统学科——“为了知识而学知识”，也关注知识“可以帮助解决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和挑战”的其他领域。这些问题有社会层面的，也有经济和商业层面的。关键是，美国大学的使命顺应了从传统学科本身，到社会特殊利益群体对知识和思想的需求。美国大学的定位、任务和使命，已经从洪堡模式演变出创业型大学的特征。美国大学里，第一环仍是基础学科研究，第二环是新兴学科，如商学院、信息学院、公共政策学院等，第三环包括科技园区、孵化器、技术转让办公室和创新中心。德国从施罗德时期开始学习美国，推动德国大学竞争力的提升和它们对国家创新能力的促进，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比如联邦教育和科研部首倡的EXIST项目，专注于从各所大学大量发展初创企业。它肩负着一个明确使命：激励大学校园创业，营造创业文化。

第三是既通过区域经济政策精心设计地方组织的根基，又拥有获取国内外机遇的翅膀（第四章“根与翅膀”）。

为了避免重蹈纳粹集权覆辙，协约国占领德国期间严格推行政治和经济分权（或说联邦制度）。1949年5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之际确立的最重要的一条基本原则就是，牢牢依靠国家的根基分散管理权和决策权，并维持在更本地化的水平。这段历史最终赋予德国一个意外的竞争优势源泉：以地方层面的机构、政策制定、决策和职权的分散特性为基础，在新知识层见叠出的时代，推动知识溢出以飨当地企业和民众，然后进行知识商业化，使之成为经济绩效的引擎。因为法律、社会和历史要求各个地方积极实施确保经济表现强劲的政策，于是德国的城市、州和地区，逐渐发展出设计和贯彻区域经济政策的制度、金融机构、默契与专业知识。——中国也有地方政府竞争，但和德国的区别大概是“晋升锦标赛”而不是自治。

德国在立场和自我认知上发生了转变：褪去西欧大国的光环，成为全球化大世界中的小国。德国比一些欧洲邻国更加意识到，要想发现、创造、增加并获得国内以及全世界的经济机会，理解和使用全球化语言是绝对必要的。当法国正在竭力排斥其他语言、保护自己的母语时，德国却领悟了眼下机遇不再限于当地或国内，而是全球开放。德国人的英语水平在过去几年间大幅提升，青壮年英语水平极高。德国认识到，要想保持最终推动和维护德国文化、传统及语言的活力与信心，前提仍然是经济成功。——看来这是德国这些年来胜出老对手法国的一个重要原因。自尊心太强了成了自负就不好了。使用全球化语言对经济的重要性，新加坡是另一个成功例子。

德国的共识模式有一个优点，即一旦确定了方向或机会，其制度、组织、机构等一套丰富而强大的系统就会步调一致，共同完成它们的目标。——中国能做到“步调一致”吗?在一些事情上执行力很强，在一些事情上却很难达成共识。

第四是完善的基础设施（第五章“基础设施”）。

这里的基础设施既指交通和通信系统等基本设施和系统，也指系统或组织的底层基础结构。后者包括德国的“秩序政策”、经济结构、公司治理结构等。

德国的基础设施由上市公司操作，政府是主要股东。这起码保证了最低标准的质量，这是私人和市场体系难以承诺的。另外，部分私有化和公开上市能够形成市场压力，防止出现类似纯粹公共国有企业的管理行为。——我觉得作者这个解释还不够深入。如果这样就能集二者优势于一身，那中国岂不是也做到了?

德国的基础设施总体上较为完善，例如是世界上高速公路最密集的国家之一，但近年来基础设施老化、投资水平低也引起广泛的担忧。研究表明，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增益与地方经济绩效之间，存在一种必然的系统性联系。——中国是充分认识到了基础设施投资的好处和做到了极致。

第五是发挥传统优势又接受灵活性（第六章“笔记本电脑和皮短裤”）。

德国开辟了一条促成全球化行之有效的路径。其秘诀不在于扔掉皮短裤（指的是德国巴伐利亚人身穿皮短裤演奏传统民俗音乐的形象）、捡起笔记本电脑，而是在关键领域（比如劳动力市场）接受灵活性，从而利用自身强大坚固的传统，创造出适应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竞争力。经济现代化与传统的延续比翼齐飞：既维护传统的文化、政治和社会价值观，同时又将它们与前沿的思想、知识及技术结合起来。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灵活性跟德国毫不沾边。但是德国最近表现出有目共睹的经济弹性，关键也在于它增强了灵活性，能够改变自己去适应一个日新月异的世界。很多僵化的规定都不复存在（比如取消《商店关门法》商店必须在工作日下午5点、周六下午打烊，周日全天不营业的规定）。通过劳资改革，为劳动力市场注入新的灵活性。通过广泛接纳并融合外国人，缓和劳动力的紧张和增加创新。

德国当代的经济成功再次引发劳动力短缺。然而不同于早期经济奇迹，这一轮短缺的是大量高技术工人和拥有高人力资本的人才。因此，德国要正视的主要政策问题是，如何最好地增加技术型和高人力资本型工人的供应。一条重要途径是加大移民量，不仅要引进各种类型的工人，更要侧重于高人力资本和技能劳动力。——难怪即使有双元教育、采取了鼓励移民等措施，欧央行《欧元区企业融资调查》中德国企业认为企业经营中最大的困难仍是获得有技能的劳动力。

第六是既重视制造业又重视创新（第七章“德国制造”）。

1992年中国每日劳动收入是1.53美元，印度为2.46美元，波兰为6.14美元，欧盟国家为78.34美元。OECD国家几乎都不敌亚洲等国家低成本竞争，制造业占就业、GDP比重大幅下降，而“德国制造”还能长期保持竞争优势。构建德国制造业良性循环的三位一体式关键机构机制：知识创造与溢出体系、地方企业（通常是中小企业），以及约束性地方策略（区域经济政策）。德国工业不是妄图以廉价商品取胜，而是专攻高质量产品。虽然劳动力成本高，但劳动生产率奇高。制造业驱动型经济体的发展能力，使德国经济一枝独秀。

流行的观点是，制造业与创新之间存在某种必然的权衡。而德国的情况驳斥了制造业与创新之间的这种权衡。德国认为制造业和知识并非替代关系，而是互补互足。必须利用知识和创新等关键因素，提高制造能力并最终推动企业的比较优势，进而打造竞争力。

第七是德国形象的改善（第八章“当德国人真好”）。

德国人深刻反省纳粹罪行，比如，学校有一门“忏悔”课程，学校的各个班级都要去参观某个前纳粹集中营的历史遗迹。学生们从小就被要求阅读一些庄严的谴责文章。经过几十年直面历史，反省、深思或者说忏悔的艰难“赎罪”，通过经济的增长、营商环境的打造、2006年世界杯等重大活动，德国已经改变了其极具侵略性的好战形象，演变为备受敬重的国家。世界各地的人们不仅尊重德国人，而且也喜欢他们。研究表明，一个地方的正面形象和它的经济表现有着相互联系，强大且积极的身份与形象可以收获经济绩效和生活水平上的回馈。——真诚而深刻的反省是德国人令人特别佩服的地方。

最后作者总结，一是指出德国非凡的经济成就并非像很多人以为的是财政紧缩的结果，而是因为采取了对付经济供给侧的重要战略。所有七个秘密都涉及供给端。德国的做法不是让公共开支“这只巨兽饿死”，而是由各级政府依照区域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展开战略性投资，采取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创新程度从而增强地方竞争力的战略模式。二是指出这七个秘密彼此交织、紧密相连、相互依存、相互调和。这些秘密大多反映一种久已根植于德国社会和经济的做法，绝不是新近才出现的东西。这些秘密为何曾导致德国沦为“欧洲病夫”，又促使它获得了当今享誉盛名的经济成功与韧性？答案是这些秘密被重新调整和修正以满足当今时代的经济挑战。

    二、启示和思考

    我买了几本写德国的书，从头到尾看完的只有朔伊布勒（曾任德国议长、财政部长）的《未来必须节制》和这本，其他翻看了一部分。殷桐生的《德国经济通论》厚达767页，是最厚的一本，虽然有点冗长，资料翔实。路德维希∙艾哈德的《大众福利》，阐述了其社会市场经济思想。陈洪波、蔡喜洋的《全球房地产启示录之稳定的德国》，讲了德国住房政策和分析德国房价稳定的原因。李稻葵、罗兰·贝格和《中国经济的未来之路 德国模式的中国借鉴》具体分析了德国的哪些做法中国可以借鉴。

这本书的特点是美国人和德国人合写的，所以书中将美国和德国比较的地方很多，而且毕竟是写自己的国家，理解得更为深刻。这书值得非常广泛的人群看。从政策制订者到企业家、学者，所有关心中国经济问题的人。因为中国面临的如何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如何应对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下降，如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些最重要的问题，德国都提供了经验。

德国和中国改革的目标高度相似，就是激发企业家精神、创新动力，提升制造业的竞争力。德国的一些经验，不少我们已经在做，有的可能做得比德国还好（比如基建），有的费了很大力气去做，但目前似乎还没有德国那么成功（比如我们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我读此书的几个感受：

一是和德国相比，似乎我们过于强调金融。我国不管是要求银行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还是希望发展资本市场去杠杆和激发创新创业精神、优化资源配置，总是把金融方面的措施放在特别突出的位置。德国虽然也有对小企业、初创企业的金融支持政策，但只是各种政策中的一部分。德国的企业更多依靠内源积累而非外部融资，使德国的企业经营更稳健，更不浮躁，更有“工匠精神”。

德国也是银行主导型、间接融资为主的国家，银行业资产占GDP比重低于中国，股票市值占GDP比重也低于中国，但这并没妨碍德国的高质量发展。这一点，很值得中国在确定金融体系改革发展目标时参考。美国高度依赖资本市场融资的模式固然有其优点，但也许并不是唯一的道路。

二是任何发展模式都有其利弊，需要适时调整改革。殷桐生书写到，德国从俾斯麦时代开始建立社会福利体制，战后路德维希·艾哈德等形成了“社会市场经济”思想并推行，减少了贫富差距，曾经取得“德国经济奇迹”，但到20世纪8、90年代，其高福利、高劳动成本、高国债、高税收导致高失业、低投资率、低增长的问题日益突出。施罗德2004年开始施行的名为“2010年议程”的长期结构性改革计划，削减社会福利，使劳动力市场更具弹性，虽对发展经济、降低失业率作用明显，但改革措施也降低了失业者、工会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支持率，使得社会民主党在2005年的选举中败北，基民盟的默克尔上台。但施罗德到默克尔的改革措施，重新激发了德国的活力。

当然，德国近年的成功也有不少有利的外部环境因素，例如欧元区的货币一体化，使得德国顺差大也没有货币升值问题，进一步促进了出口。德国也面临很多问题。比如移民带来的新问题、民粹主义的抬头。此书是总结德国经验的，所以问题说得少一些。结尾作者很诚实地说，“若由本书得出结论，认为德国已无人企及，那将是个误会。德国仍然摸不透一个秘密，即如何让自己摆脱各种烦琐的规矩以及经济周期性衰退。很不幸，在这点上所有国家都半斤八两。”

从中美德法英五国近40年GDP增长情况看，中国作为不发达国家，GDP增长率远高于四个发达国家。德法英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大，GDP增速同步性较强。金融危机后，除中国外，美国复苏最强劲，德国在欧洲也是火车头，远好于法国和英国。德国2017年GDP是2007年的107%，法国和英国仅为97%和86%。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经济奇迹比德国还要耀眼。但是过去的模式也积累了不少问题和潜在风险，还需要进一步的改革。

三是德国的经验并不容易学。中国的面积是德国27倍，人口是德国17倍，GDP是德国的5倍，改革的难度比德国更大。我们也有自己的优势，潜力比德国更大。

德国的不少经验值得中国学习，但学起来并不容易。中德有相似之处，历史、文化也有很大差异。比如，李稻葵书中也讲到，德国的主流社会精英和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是强调对自由市场经济的约束，警惕自由市场对社会的冲击；而中国是要推动市场化改革。

中国近年推崇“工匠精神”，但我们能学到德国这种精神吗?这还涉及社会文化、经济金融环境等众多深层次问题。包括，德国家族企业的传统几百年来绵延不断，形成了成熟的代际传承文化；德国金融业并不是太发达（既足以支撑实体经济，又没过度脱实向虚），所以优秀人才也没有蜂拥进入金融业；德国较好地控制了房价（除了控制房价的政策因素，也和德国城市化已完成，经济活动分散，住房供给充分等相关），所以企业和民众都不会投入过多精力在房地产。当然，德国某种意义上也是“被逼的”，必须有这种精神，才能占据高端市场，避免它根本打不赢的低成本竞争。

德国的经验不一定能复制到中国的一个例子：德国“先存后贷”的住房储蓄模式，中国曾想借鉴，2004年成立中德住房储蓄银行，但并不成功。据陈洪波书，这种模式是7年左右客户存满购建房储蓄合同金额的50%左右时，就可以向住房储蓄银行申请到相当于合同金额总额的购建房贷款（后来也有些调整）。据一个德国朋友讲，甚至是父母先给孩子在某住房储蓄银行存款N年，以便孩子以后贷款。中国肯定是要贷款时房地产开发商有几个银行合作、哪个银行利率低、申批快就从哪个银行贷，谁还去等这么多年啊。历史和现实形成的民族性差异很大。

另外，中国是个大国，德国与中国的体量比，毕竟还是个小国，也导致很多经验难以借鉴。所以，到底怎么借鉴德国，还真是个挺复杂的问题。而且，各国模式的利与弊经常是交织的，比如美国和德国，发展模式很不相同，很难“博采众长”。当然，我们要在借鉴其他国家经验基础上走出自己的发展道路。

我一直对德国特别好奇的一件事是，德国也是政府管得很多，事无巨细，条条框框多。德国怎么就能做到这些管理是为了增加社会福祉，而不是为了寻租呢?

这书翻译得还不错，比较流畅。120页有一处错误：“德国汉莎航空集团，其68%的股份在德国政府手中，11%由美国持有”，我看了有点惊讶，汉莎是个国企?查了下汉莎2018年报，它按国别划分了投资者持股比例，德国投资者持有68%，而不是德国政府（German investors held 72.1% of the shares (previous year:67.9%)），其次是美国投资者持有8.5%。最大的两个股东是黑岩（BlackRock）持有4.46%，Lansdowne Partners International持有3.62%，分别是美国、英国的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