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金融的双面性，英国前央行行长默文·金指出，“货币和银行是人造的制度，是创新、繁荣和物质进步的重要来源，同时也是滋生贪婪、腐败和危机的温床。不论是好是坏，它们都必然对人类的福祉造成实质性影响”。

　　默文·金肯定货币和银行的作用，“将人类从迟滞的封建社会中解放出来，并且促使充满活力的市场开始运作，使得人们可以进行长期投资，也就为经济的长期发展提供了必要支持”。银行存款、结算服务，人人都需要，贷款服务，也是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要或扩大生产之不可少的工具。

　　达利奥在《原则》中写他帮助鸡肉生产商利用谷物期货和豆粕期货的组合锁定成本，向麦当劳提出鸡肉的固定报价，使麦当劳和鸡肉生产商都降低自身价格的风险，这是借助衍生金融产品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好例子。

　　美国拉娜·弗洛哈尔所著《制造者与索取者——金融的崛起与美国实体经济的衰落》，批判了美国的过度金融化。不仅金融业有时为了赚钱造成对实体经济的伤害，而且连实体企业都金融化了。大宗商品和衍生品市场都突出表现出脱离实体经济自我循环的特点。虽然达利奥讲的金融衍生工具的积极作用很好，这也是衍生工具被创设出来的本意——提供对冲风险的工具，但它越来越变成对赌未来基础性金融工具价格变动的工具。2000年，实体套期者占石油期货市场的63%，其余为投机者；到了2008年4月，两者的百分比分别变成了29%和71%。虽然投机者是润滑市场的必需，完全没有投机者，想对冲风险者可能找不到对手方，但绝大多数交易都发生在投机者之间，这就是过度。金融机构不再止步于代客交易，而是开始越来越多地自己下场交易了。彭博社2010年的调查发现：虽然银行常常在代客大宗商品交易中损失客户的钱，但同期银行为自己的交易却在获利。完全不需要拥有大宗商品的投行为了控制市场囤积掌控大宗商品，让确实需要它们的公司无法得到它。这抬高了价格，制造了市场波动，最终意味着消费者要支付更多。

　　控制成本、讲求效益本身没错，比不讲效益、浪费资源强，但丧失了对好产品的热爱，只执著于财务数据，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哈鲁比和切凯提指出，金融业更倾向于向房地产和建筑一类的领域投资。这些领域虽然生产力很低，但能提供更快、更可靠的短期收益（还有经济危机时可以出售、经济快速增长期可以证券化的抵押品），所以金融和房地产业的繁荣总是相伴而生。很多大企业走向产融结合，本来金融是为产业服务、助力产业的，但金融往往喧宾夺主。通用电气首席财务官在2014年说，“我们需要决定自己到底是想成为一家解决世界上最大问题的技术公司，还是一家顺便制造东西的金融公司”。2015年，通用电气宣布剥离大部分金融业务。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认为，市场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利益。但市场主体的自利有时过度，还以为这是正确的。正如电影《华尔街》中那句著名台词：“贪婪是好的。”德国前财政部长、现联邦议院议长朔伊布勒在《未来必须节制》中指出，“利己是一种强大的动力。我们有着很好的理由，可以将这塑成一种经济制度抑或社会制度的基石。然而，利己一旦过度，便是贪婪，这就十分危险：贪欲会损害乃至摧毁一个合理的制度”。

　　金融的问题成因复杂，不仅来源于人性的贪婪和短视，更来自于经济内在的矛盾和失衡，以及以金融这一最方便快捷的手段来解决本不应该由其解决的深层次问题，使得金融的发展在某些方面超过了适当的度。

　　弗洛哈尔认为改革的关键包括改革经济学教育，摆脱金融导向的思维，改革税制。比如，要鼓励长期资本投资；不要鼓励负债，从税前扣除债务利息，而要鼓励储蓄。政府需要在金融等方面加强审慎监管而非放任自流等。

解决金融的问题不仅需要正确的经济金融理论、伦理价值观的指导，金融监管的完善，更需要各项社会、政治、经济改革的配套。例如解决地方政府过度举债问题，需要的是合理划分央地事权财权、改变对地方官员的考核。阿查里亚等所著《监管华尔街》中研究应如何监管，也慨叹“最适度的监管是一门平衡不可估量的事物对抗不可知的事物的艺术”。如何使金融多为善少为恶、把握合适的度，没有简单的答案，是极为考验各方智慧的难题。

本文发表于2018年6月15日《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