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运变迁》，Changing Fortunes，（美）保罗·沃尔克，（日）行天丰雄著，英文版1992年版，于杰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

 本书简介

《时运变迁》是一本相当独特、有趣的书，以参与、负责国家重大决策的亲历者视角，记载了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拉美债务危机、日美贸易战等重要的历史事件。

两位重磅级的作者：一位是保罗·沃尔克，生于1927年，1949年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学士，1951年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硕士，1951-1952年通过扶轮大使奖学金计划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1953-1957年在纽约联储担任低级别的经济学家，1957-1962年在大通曼哈顿银行工作，1962-1965年任财政部货币事务副部长助理，1965-1968年任大通曼哈顿银行副总裁，1969-1974年任财政部货币事务副部长，1975-1979年任纽约联储行长，1979年8月至1987年8月任美联储主席（第12任）。沃尔克被认为是美国战后经济地位的奠基人之一，甚至是“最伟大的联储主席”。沃尔克的功绩被认为给下一任格林斯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另一位是行天丰雄，生于1931年，1955年东京大学经济学系毕业后，进入大藏省（2001年拆分为财务省和金融厅），1956年到普林斯顿在美国国务院提供的奖学金资助下进修研究生，历任大藏省国际金融局局长、财务官等。1989年从大藏省退休后，历任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圣加仑大学客座教授，1992年至1996年任东京银行会长。1995年起任日本的国际通货研究所理事长。他在大藏省工作34年，参与了包括“广场协议”在内的几乎整个日元国际化过程，被称为“日元大师”。

这本书并非通常的合著形式，而是每一章都是沃尔克先写，然后行天丰雄写。对同一历史时期和事件，分别讲述美国和日本的决策情况、国内看法。简直就象今天中美贸易摩擦负责谈判的高官，20年后一起写回忆录复盘当年各自内部的决策过程。

两人都“熟知过去体系的挑战，矛盾与困境，成功与失败，这些一手经历并非与未来无关。这是我们要将自己的经历著述成书的原因。”（作者自序）

      此书中文版于1996年由中国金融出版社第一次翻译出版，本版是第二次在国内翻译出版，不同的译者和出版社。还补充了行天丰雄为此版新写的“第十一章 走进不确定性的时代”，收录了沃尔克2014年的讲话等新增内容。翻译得不错，读起来很流畅。

主要感受

     1.国家间的关系，总是政治和经济利益交织、力量对比变化，所以有各种合纵连横，没有永远的朋友或敌人。比如日美关系，美国战后为了遏制中国、苏联扶持日本，但日本的贸易顺差威胁到美国的经济利益，美国就要打压日本。和中国建交，也有一定牵制日本的考虑（行天丰雄认为“大概就是那个时候（1971年），美国开始将日本视为经济对手，并决定对日本强硬。我相信，尼克松政府也在考虑，在后越战的亚洲，利用中国牵制日本的可能性。”）。美国不会愿意哪家坐大，而是让几家对手互相牵制。

2.作为世界的领袖国家或者说“霸主”，既有好处也要付出代价，货币成为最主要的世界货币是其中一个突出的反映。沃尔克指出“对美国来说，让美元处于该体系的中心，有一些实在的好处。它的确给了我们融资灵活性和某种政策灵活性。但为了该体系运转，也付出了真切的代价。其中之一是维持一个其他货币可依赖的健全通货的特殊责任。没有一个世界主导力量准备承担领导责任并维持规则，哪一种固定汇率体系能够运行？在政治学家的行话里，这样一个主导国家被称作霸主，这是美国相当好地扮演了20多年的角色。”有些曾经流行的文章，如“美国对一带一路的战略思考”，有很强的美国以美元货币霸权控制世界的阴谋论色彩。读读这书可以发现，不是那么简单，美国也面临各种矛盾和纠结，并非是美国借助美元霸权想薅谁的羊毛就薅谁，但确实美国的货币政策对其他国家影响极大。曾任美国财政部部长的约翰·康纳利有句名言“美元也许是我们的货币，但却是你们的问题。”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特里芬在其《黄金与美元危机——自由兑换的未来》一书中就提出“美元虽然取得了国际核心货币的地位，但是各国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必须用美元作为结算与储蓄货币，这样就会导致流出美国的货币在海外不断沉淀，对美国国际收支来说就会发生长期逆差；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核心的前提是必须保持美元币值稳定，这又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国际贸易收支长期顺差国。这两个要求互相矛盾，因此是一个悖论。”即“特里芬难题”。这也是任何国际货币要面临的难题。日本和德国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并不想让日元和马克成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人民币国际化，也面临这这个问题。

3.如果认为出口是对他国的贡献，进口是更大的贡献。美国发动贸易战，中国很多人觉得美国不讲道理，这么多年我们牺牲了国内的环境、资源，给你输出廉价的产品，降低了你的成本和通货膨胀率，你还吃亏了？这也不能说完全没道理，但没有站在人家的角度看问题。

假如其他国家各种产品都比中国的价廉物美，中国大量进口，形成大量贸易逆差，请问这对中国是好事还是坏事？人民币还不完全是国际货币，如果有大量贸易逆差，那就得消耗外汇储备，外汇储备流失光了还能用什么对外支付？即使是国际货币，也禁不起老这么逆差，从中还反映出产业没有竞争力、货币高估的问题，产业竞争力提升不是一时能做到的，至少货币要贬值。所以贸易逆差对哪个国家都是个头疼的事。

本书中充满着贸易逆差国（不光是美国）对顺差国（主要是日、德）的各种不满和施压，要求他们扩大自逆差国的进口，逆差国也提出自己的要求。例如行天丰雄写道，1977年前后，日本“由出口带动的复苏招致了十分猛烈的国际批评”，“所有国家都在抱怨日本的表现，就好像日本是世界经济的毒瘤”，1977年9月，“在IMF年会上，英国财政大臣希利特特别提到日本，指责我们扭曲了世界经济的整体平稳”。80年代，“美国建议日本和德国削减税收并降低利率，以刺激国内需求；日本和德国则要求美国将削减预算赤字作为减少贸易逆差的一个步骤。”现在的中国和日本一样，可能觉得委屈，其他国家的人爱消费，没有我们这么勤奋、爱储蓄、产出效率高、成本低，这还成我们的错了？但美国的消费确实促进了德国、日本、中国的出口和经济增长。

开放国内市场，让其他国家能从出口中获利，是对世界经济更大的贡献。但这需要开放市场的国家有强大的底气，有其他可以交换的东西，比如美国，有核心科技（如芯片）、文化（如美国大片）可以输出，民众也足够富裕和有保障，能够消费。

4.货币贬值还是升值，既有经济情况需要，也有面子问题。对货币升值贬值，两位作者写的相映成趣。美国经常是无可奈何地看到美元不得不贬值，一直压日本升值，而日本很长时间都怕影响出口、影响经济，对日元升值“强烈恐惧”。沃尔克写道：“汇率问题也有点儿复杂。经济学家们有时持这样的观点，即汇率完全是技术性问题。在考虑了实质性因素，例如通货膨胀、生产率、利率方面的差异后，汇率变化就是补差找平式的调整。我可能是老脑筋，始终认为：坚挺的货币通常是好事儿，是活力、实力和竞争力的表现。当然，这种观点可能夸张了点儿。在里根的任期内，他的一些幕僚就这么鼓吹强势美元的好处，有时到了吹嘘的地步。这些好处后来都被证明是暂时的，但他们的直觉没错。当然，货币贬值一般意味着进口成本上升、出口所赚外汇减少。换句话说，国家更穷了而不是更富了，这不是值得雀跃的事。回顾这段历史：20世纪50年代，美元坚挺，但除了几个例外年份，美元从那时起就走上了贬值之路。到现在（1991年），美元对日元汇率只有20世纪50年代时的1/3，对德国马克也只有40%了，这一点就表明美国世界地位的变化情况了。”80年代初，为了控制通货膨胀，美国采取了高利率的紧缩政策，导致国外资金大量购买美国证券，美元于1983-1985年大幅升值，1985年和1980年相比，美元对马克升值了45%，沃尔克等有识之士苦恼于美元升值严重影响了美国的产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和商业复苏，但一些政府官员则认为这种状况是美国经济实力的标志，是市场对里根经济政策的肯定。行天丰雄写道：（1971年）“出于经济将遭受灾难性影响的强烈恐惧，人们极力抵制日元大幅度升值。”1978年后新闻界和商界逐渐认识到，强势日元可能没那么糟糕，更低的进口成本、更多的消费者满意、海外投资机会。1985年广场协议后，“首相中曾根康弘和大藏相竹下登，被认为是广场协议的主要设计者，遭到来自其党内同事非常猛烈的抨击。”1988年后，强货币的好处才在日本获得了普遍认同。

5.人们对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变化，但容易忘了过去如何认识的。比如，对浮动汇率还是固定汇率制好。布雷顿森林建立起来的固定汇率制，让大家觉得世界井然有序。虽然因为各国实力变化不得不有时调整汇率，但很多人认为浮动汇率是暂时现象。行天丰雄记下美联储主席阿瑟·伯恩斯1973年对日本人说，浮动汇率将必然给人类带来灾难，一旦开始，浮动汇率将难以终结，可能从几年的时间维持到一个世纪。70年代中期，浮动汇率才被IMF协定的修正案所批准。但到了70年代末，浮动汇率已完全被学、政、商界所接收，仍然期待固定汇率的人已被视为边缘化。

固定汇率时期，以为浮动汇率就会自动消除严重顺差或逆差、消灭危机、使世界稳定的看法，和伯恩斯那种浮动汇率将给人类带来灾难的看法，都不全然正确或错误。浮动汇率的世界并不稳定，但也不是灾难，总体还是有利于减少国际收入失衡（虽然作用没有想象的那么大），是比固定汇率更优的选择，因为固定汇率随各国经济的波动无法“固定”，很多国家也在不同程度上干预外汇市场。

    行天丰雄写道“浮动汇率体制早期，我们还以为中长期因素，诸如购买力平价和国际收支调节将起到主要作用。但是后来短期资本流动和利率差变得非常重要。除那些因素外，信息技术爆炸也加剧了焦点的快速转移。”沃尔克也认为“浮动汇率期间，看上去已经发生的情况是，市场最终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合理而可持续的汇率。”

      6.开放经济需要各国政策协调，也就是一定程度的妥协。无论在财政部还是美联储，沃尔克都从事了大量国内外经济政策的协调工作。他深有感触地写道：（国家间政策的协调）“对一个政客来说，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国家主权的某种丧失。学者们则会围绕着这个话题，在哲学层面相当正确地布道强调：跻身于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中，必然意味着自主权的失去；而随着世界贸易和投资总量的增长，外部因素对政策的外部影响也将越来越大。然而，对那些在真实世界中对政策制定负有政治责任的人来说，协调的理念冒犯了非常敏感的政治领地。”行天丰雄写道“协调说起来容易，但如果缺乏对世界经济理想秩序的共同愿景，它就成了难以完成的任务。”

行天丰雄提到日本政府同意日元升值时“似乎有一种以羞辱本国为乐的自虐倾向的日本媒体，指责官僚们在谈判时没有更明智，并声称我们遭遇了可怕的外交失败。”但其实并没那么糟糕，由于日本顺差太大，日元升值是必然的。还有一个各方妥协的例子是卡特总统接受了劳伦斯·克莱因（198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建议的方案，为了解决美国贸易逆差，说服顺差国扩张其经济。1977年，美日德达成一项交易：德国和日本将共同采取扩张经济的措施，而美国则解除石油价格管制，以减少石油进口。沃尔克认为“1978年以来，再没出现过如此雄心勃勃且具有重大政治影响的协调努力。”不过为了国际贸易的协调，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自己国内的政策，甚至作出国内经济增长率目标的承诺，沃尔克认为既实现困难也不一定合适。

在多大程度上坚持自己的“原则”（也就是自己的利益）或做出妥协、让步，取决于各国的实力和战略的考虑。现在政策制订者已经明白了国际政策协调，也就是每个国家都需要有一定的让步和妥协的必要，而大众并非全然明白这个道理，面对理性的妥协有时发出民粹或民族主义情绪的声音。

7.每个国家立场的变化是因为“时运变迁”，地位不同，形势不同。最近中国和美国的互相指责，让大家感到“风水轮流转”。书中有不少这样的例子，让人感慨“时运变迁”，国家实力此消彼长。比如针对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储备的流失最终将迫使贸易逆差国进行调整，但对日本、德国这样的贸易顺差国却没有相应压力的问题，沃尔克1972年设计了一个方案，给顺差国以压力（让顺差国失去将其货币储备变成黄金或特别提款权的权利）。沃尔克起初对自己这个创意相当自豪，但很快被提醒说，这一方案与布雷顿森林会议前凯恩斯早期改革方案具有相似性，因为英国当时是一个有赤字的储备货币国，凯恩斯不想让所有调整压力都集中在英镑上，而美国作为当时的长期顺差国家，就反对凯恩斯的观点。现在美国是逆差国了，自然解决方案思路和凯恩斯当年接近了。

政府的表态都是出自当时的需要，也是为国家利益的考虑。1971年，沃尔克作为财政部副部长给财政部部长康纳利起草的国际货币会议年会演讲稿中，在结尾含糊地谈到对更多汇率灵活性的要求，因为美国在打算将美元贬值。但演讲被康纳利改成：“我想不带任何傲慢和冒犯非常明确地宣布：美元将不贬值、将不改变黄金价格、将会控制通货膨胀……”沃尔克问康纳利是否真的要把话说得那么死，毕竟不用多久，就得以美元贬值收场。康纳利说的话铭刻在沃尔克的脑海里:“那是我今天不可更改的立场，我不知道它今年夏天还是不是。”把政府官员的表态当作不变的承诺就太天真了，需要分析政府真实的意图和可能的行动。

相映成趣

对比着看同一事件美日各自的解读，太有意思了。

“第三章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背景：1944年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随着日本、西欧经济的崛起，美国经济实力相对削弱，无力承担稳定美元汇率的责任。1971年7月第七次美元危机爆发，尼克松政府于8月15日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停止履行外国政府或中央银行可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的义务。1971年12月以《史密森协议》为标志，美元对黄金贬值，美联储拒绝向国外中央银行出售黄金。至此，美元与黄金挂钩的体制名存实亡。1973年3月，欧洲共同市场9国在巴黎举行会议并达成协议，联邦德国、法国等国家对美元实行“联合浮动”，彼此之间实行固定汇率。英国、意大利、爱尔兰实行单独浮动，暂不参加共同浮动。其他主要西方货币实行了对美元的浮动汇率。至此，固定汇率制度完全垮台。美元停止兑换黄金和固定汇率制的垮台，标志着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系瓦解。

沃尔克写道：当然，就世界对其运作下去的最美好愿望而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设计可能太显缺陷，以至于崩溃是不可避免的，只是迟早的问题。就一条，像以前的金本位制，战后体系的实际运行，严重依赖一个有能力和意愿的强国，在管理和保护该体系中承担主导角色。

我认为20世纪60年代末发生的事情，可以视为被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称作“帝国过度扩张”的一个例子，而越南是美国的滑铁卢。但这是一个好问题，即美国是否有些下意识地决定放弃对这个体系的责任?或者，任何一种严重依赖一国的体系，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国同其伙伴相对地位发生位移的情况下，能否熬过经济局面发生如此深远变化的阶段?当我惋惜美国本该可以做点什么时，我在财政部的一位老同事萨姆·克罗斯评论说，“如果你设想一个体系依赖于一个总是遵循正确政策的国家，你迟早会发现，这样的国家是不存在的。这个体系最终将走向崩溃。”这个评论有点睛之笔。

1971年5月，在慕尼黑举行的国际货币会议年会上，主要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的大佬们会聚一堂。新任美国财政部部长约翰·康纳利发表的闭幕演讲的大部分内容，都是重申美国的立场，但口吻却更为苛刻和强硬：必须做点什么了；美国不能再独力“包销”这个金融和贸易体系；既然我们想要继续一个开放体系，其他国家必须承担更多的义务，和美国起开放它们的市场、提供援助并分担防务开支。（熟悉的表态，40多年过去了，依然如此）

第三工作小组召开了一个会议，评估我们130亿美元国际收支变动规模的需求，以及重点是，哪些国家愿意接受其本国收支相应的恶化。讨论逐渐暴露出各种困难。德国，会上立场坚定鲜明且通常热衷此道，说他们准备接受大约20亿美元或更多的盈余下降。英国则借口长期虚弱，说他们无法做出任何重要贡献。法国，指出他们早前的贬值拒绝行动。荷兰和比利时（曾经是购买黄金最为积极的国家，理由是它们这样的小国，购买黄金对整个体系无关痛痒）同样坚持，因为实力太弱，在当下改变不了局面。日本人担心会被要求在提升汇率方面做出最大贡献，所以自然尽量保持沉默。

秘书处迅速记下了所有数字，以起草一份粗略的平衡表，我们的130亿美元在一栏，其他国家的回复在另一栏。后者，我记得合计只有大约30亿美元，低于IMF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估计的必需量，也低于我们自己的估计。这反映了谈判的形势。

行天丰雄写道：1971年美国要求主要发达国家货币升值，以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美国的价码实在太高。我们试图与法国联合，接着是与德国，但两个都失败了。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日本的情况过于特殊，没有国家愿意和我们联合对抗美国的重压。这真是相当令人沮丧的收获，后来我们才发现，美国在和欧洲人组成联盟，抱团对付日本。然而，我们没有审时度势并努力找出我们如此孤立的原因，相反，我们采取了一个非常被动的防守姿态。

史密森会议上的讨价还价，应考虑日本与美国关系这一更深层背景。经济问题通常是这种关系中最为突出的方面，除此之外，1971年所发生的系列事件，对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还是一种联盟关系，而且可能最适合描述为大哥与小弟的联盟关系稳定性，造成了相当的压力。日本当时一个极大的担忧，是中国作为一个主要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崛起。日本保持与美国联合，以应对中国过于迅速地登上世界政治和经济舞台。

然而，就在7月15日，尼克松总统经济声明前一个月，当他宣布他访问中国的计划时，他给了日本人第一次冲击。10月，当美国和日本正在联合国共同发起一项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决议时，亨利·基辛格秘密访问了中国。10月15日，日本同意对出口美国的纺织品实施自动限制，从而结束了十分艰苦的谈判，这也给我们带来了强烈的挫败感。

大概就是那个时候，美国开始将日本视为经济对手，并决定对日本强硬。我相信，尼克松政府也在考虑，在后越战的亚洲，利用中国牵制日本的可能性。对我们来说，在这个问题上，亨利·基辛格似乎与约翰·康纳利不谋而合，这令我们感觉美国拆了日本的台。美国正在对日本打一种中国牌。当康纳利11月初赴日协商汇率事宜时，他为基辛格访华的糟糕时机致歉。

美国先要求日元升值24%，最终美国最终与日本谈定16.9%。为什么是这么一个奇怪的数字?

在史密森会议期间，美国财政部长康纳利在与日本大藏相水田三喜男最后的双边谈判中，坚持日元18%的升幅。水田则一口咬定17%以下。

康纳利问为什么。水田回答:“因为17%对日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吉利的数字。回想1930年，当日本重返金本位时，日元升值了，幅度就是17%。经济被推入萧条。那位作出重返金本位决定的大藏相被暗杀。”（指井上准之助，1932年被日本血盟团成员暗杀。）

我不知道康纳利是否因想到自己在肯尼迪总统达拉斯遇刺时的经历而被这番话所打动，或者他当时究竟有没有思考水田的话，但他很快答道:“好吧，你能接受多少?”

“308日元。”水田三喜男说，换算过来是贬值16.88%。

“成交。”康纳利答道，问题也解决了。

康纳利在与日本的谈判时一度非常强硬，但当美国转而与欧洲人打交道时，他也认识到日本的重要性，而且他从未将日本推入难堪的境地。他确实是一位杰出的谈判家，一位出色的交易能手。

但我也必须提一下水田的高明之处。史密森会议后，他透露，其实在离开东京远赴华盛顿之前，他就得到首相佐藤荣作对高至20%升幅的批准。（谈判的技巧有一些作用，但一般都不是决定性的。）

作者当然不只停留在记录轶事上。行天丰雄回顾了日本国内的反应：在日本官僚体系中，大多数人不知道这份协议是如何达成的，史密森协议被视为一个严重的失败。他们曾相信自己能够挡开让日元大幅升值的要求，而且真心认为最终的升值幅度太大了。似乎有一种以羞辱本国为乐的自虐倾向的日本媒体，指责官僚们在谈判时没有更明智，并声称我们遭遇了可怕的外交失败。但实际上商界欢迎这份协议，并不是因为希望升值，而是因为他们更担忧外汇市场的长期不稳定。

行天丰雄反思，一是当时的各国。参与谈判的所有国家（除了加拿大），都希望回到以他们商定的汇率为基础的固定汇率体制。但希望回归一个以美元为基础的固定汇率体系是不现实的，因为美元并未恢复它的信誉。此外，史密森谈判从未触及根本问题，因为谈判室的每个国家都耽于某种讨价还价，而未认真考虑对汇率体系本身的影响。二是日本自身。1971年的危机教给了日本很多教训。首先，它暴露了日本对自己国家的经济实力以及无法抗拒的市场力量的严重低估，甚至是无视。它也在日本人中间留下了深刻印象，即日本处于巨大的国际压力下，特别是来自美国的，而不幸的是，这种印象强化了我们的防御姿态，在此后多年里依然固守。所有这些事件的演变，没能给予日本急需的鼓励，以便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对经济调整和汇率调整明显缺乏完善机制时，在国际上扮演一个积极和具有前瞻性的角色。国际货币形势因此朝着更为混乱的方向发展。

“第四章 浮动和放任自流”里，两人都写了1973年沃尔克到日本、欧洲各国讨论汇率安排，行天丰雄写“令我们沮丧的是，我们发现自己再次被完全孤立。沃尔克已巧妙地把欧洲组成一个反对我们的同盟。”再次感到曾经坐在谈判桌两边的两个人一起写书真是神奇，是国际关系中又斗争又合作的体现。

“第六章 控制通货膨胀”中，行天丰雄很实在地承认“当上涨的美元在1983年成为一个到处谈论的话题时，我们一再质疑美国政策是否明智，尽管强势美元助推日本出口商品攻陷了美国市场。”“我们若指责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和财政赤字），虽然貌似说得过去，却始终有一个担心，即美国会回应说，世界需要增长动力，一旦美国削减赤字并减缓经济速度，谁又来代替其作为增长发动机。那个时候，这一针对日本经济的问题的明显暗示会令我们丧失继续讨论的勇气。所以，允许我这样说，在他人的罪过中，存在一些相互默许，因为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罪人。”

沃尔克在美国财政部工作8年，在美联储工作16年，行天丰雄工作的大藏省则是同时负责财政、金融事务的部门。二人对各国财政部和央行的关系，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们，都有很多有意思的评论。

    沃尔克详细解释了在“国际货币政策”中，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的关系。概括来说，财政部认为自己对被称作“国际货币政策”的一些事务负有主要责任。财政部负责货币事务的副部长，除了经济分析、为政府及其机构进行融资等国内责任以外，还是同其他国家的双边金融关系，或通过如IMF等国际组织的多边金融关系的中心。美联储完全对货币政策负责，一些人可能喜欢把其描述为国内货币政策，但美联储厘定美国货币和信用时的作为，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汇率，甚至是世界货币供应量，两个机构就是有职责重叠问题。美国官方对货币市场的干预是一个机构重叠问题特别突出、并且经常令人恼火的领域。“从法律的角度，美联储干预外汇市场的权力，是完全独立于财政部的权力，但也不是分得太清楚，以致不能轻易说清楚。”美联储用自己的钱干预外汇市场，财政部用外汇平准基金中的资本干预外汇市场，纽约美联储为财政部和美联储同时担任中间商。

1975年，美国召集特别能源大会，把主要石油进口国的外交部和财政部代表聚在一起，但这次会议其实没什么作用，时间都被外长们用来争议程序等问题。沃尔克写道：“关于财经难题的重大协议，最好还是通过各国财政部部长及中央银行官员间的平静协商来实现。后来我才了解到，在处理货币政策时，中央银行官员并不介意把财政部部长们排除在外。”行天丰雄写道：“就像沃尔克在其最近的中央银行展望中提醒我的那样，美联储主席不仅仅是视同，更是高于美国内阁部门，而关于这一点，在我没有被美国政府不可思议的等级制度搞糊涂之前，最好打住。”

行天丰雄很幽默，勇于自黑。一开始就讲了他1956年第一次到美国读书点三明治，服务员问“黑的还是白的？”，他以为是在问种族，“我慌了，感觉自己正在经受一个良知考验。一阵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我决定自己必须诚实。我便有些骄傲地回答：‘黄的。’那位女招待彻底怒了。她一手举着一片白面包，一手举着一片黑麦面包，吼道：‘黑的还是白的！’”这个例子生动地说明跨文化间交流的困难。

1971年特别提款权刚刚创设，一群日本政治家就造访了华盛顿，并在那里拜访了IMF的总裁。礼节性的交谈后，为首的政治家问总裁:“我们可以一睹你们存放特别提款权的金库吗?”特别提款权这种人为设计的记账货币的概念，确实不容易理解。

（60年代）”那段日子里，国际会议中的日本代表团，被戏称为‘三S’代表团：微笑（Smiling）、安静（Silent）、有时睡觉（Sometimes Sleeping）“。这是在美欧主导的体系中实际没有话语权的反映。但随着日本经济地位的提升、有了更熟悉国际游戏规则的官员，情况也在变化。1972年到1974年二十国委员会研讨货币改革计划，“日本在该国际事务中第一次发挥实质性作用”。

  （70年代）“金融界当时有个关于三个火车头的笑话。一个火车头根本没在跑，那是德国；第二个火车头倒是跑了，可惜跑错了方向，那是通过增加出口而非国内需求拉动增长的日本；第三个火车头也在跑，但它污染了空气，那是美国火车头，烧了太多石油，并留下了一道美元的尾迹。”

  “1985年9月，里根总统首次行使《贸易法》中的301条款，根据他认为的日本对烟草进口实行限制的结论，授权美国政府部门对日本进行报复。日本这边，担忧日渐增加，政府想努力增加进口、通过任何可能的手段降低贸易顺差。首相中曾根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建议：每一个日本人应该购买价值约100美元的进口商品。在电视台摄影记者陪同下，他访问了一家百货商店，买了两三条非常高档的领带。很遗憾，领带是法国生产的。”

  “当然，市场参与者考虑的因素已随着时间发生了变化，总体上说，这些因素几乎是超出了我们的测算范围。浮动汇率体制早期，我们还以为中长期因素，诸如购买力平价和国际收支调节将起到主要作用。但是后来短期资本流动和利率差变得非常重要。除那些因素外，信息技术爆炸也加剧了焦点的快速转移。前一刻市场还在聚焦利率，后一刻则变成了国际收支数据，然后又转向政治动态。所以，想要确定短期行为的决定因素是困难的。最近，我在对话一位日本最出色的外汇交易员时，请他说出他在买进卖出时考虑的因素。他说：‘因素很多，有时是非常短期的，有些是中期的，还有些是长期的。’他说他考虑长期因素时，我很感兴趣，就问他‘长期’指多久。他停顿了几秒钟，郑重其事地回答：‘可能十分钟。’这就是现在市场运行的方式。”在严肃的分析中穿插这种轶事段子使得此书可读性更高了。

     在贸易摩擦问题再次再次引起广泛关注的今天，推荐一读《时运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