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13日媒体报道，4月12日，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机构成员召开会议，讨论关于放开商业银行存款利率自律上限的事宜。据《财新》报道，央行是将根据不同类银行分别一定程度放宽大额存单利率上限，并非放开全部存款利率。这是落实十九大报告提出的要“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新动向。
“利率市场化”，即由市场主体自主决定利率，其实是近现代政府和央行造出的一个概念。虽然政府对利率的控制自古至今都存在，但古代主要是借贷利率上限管制，通过法院对借贷诉讼的判决来实行，因为政府缺乏管控手段，利率总体上还是挺市场化的。很多国家限制利率上限，不光是为民间商业活动的正常开展、社会的稳定，也是为了王室、政府能以低利率借款。中央银行出现后，国家通过法律规定、由央行管理，对商业银行利率进行管制。其目的包括避免恶性竞争、稳定金融市场、压低政府融资利率、加快进行工业化、扶持资本密集型产业等。为工业化融资降低成本的目的在战后不发达国家较多，包括中国。这个现象被麦金农和肖（1973）称为“金融抑制”。但其实发达国家也经历过，如英国政府在二战时严格控制利率以降低政府发债筹资成本，战后也允许银行通过银行间利率协议保持较低利率以便支持产业发展，美国政府（通过财政部）从二战到1951年，要求美联储维持低利率以降低政府战争债务压力（1951年美联储和财政部签订协议，财政部同意让美联储自行设定利率，美联储开始获得独立地位）。金融抑制有利有弊，但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利率长期脱离市场潜在的均衡水平的弊端会越来越明显。很多国家就会开始金融自由化、利率市场化进程，逐步放松利率管制。央行以市场化手段引导调控利率，利率成为货币政策工具的一个核心变量。
对利率的管制，有时可能基本符合当时市场合理的利率范围，有时可能脱离市场实际。利率管制脱离市场实际时，大家会用其他形式绕开。古已有之，例如《利率史》中讲到，在拿破仑战争期间，通胀率都最高达30%以上了，英格兰银行为市场大量贴现票据，它那保持不变的5%利率由于受到高利贷法的限制，低于市场水平，货币经纪商们以佣金的形式实现高于法律限制的利率（注1）。
中国的银行一直爱说存款是银行的“立行之本”。国外也一样。在争夺存款中，产品和服务虽然重要，利率总是一个关键要素，很多创新产品都有提高利率之效。在利率管制的时候，银行会以各种方式（有的事后被允许的就成为“金融创新”）来规避管制，产品如美国的ATS（自动转账服务账户）、NOW（可转让支付命令账户）、MMMF（货币市场共同基金）。中国的存款产品创新如定期存款提前支取靠档计息、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也曾被视作一种利率市场化的替代品，目前面临着向真正的资产管理转型。存款送礼的营销活动，不仅中国普遍，美国也不少。花旗银行在美国利率市场化之前曾大规模搞存款送面包机等炊事用具的营销活动而被美联储处罚。有奖储蓄，印尼的银行大奖经常是汽车，中国还出现过奖房子。监管机构有时禁止，有时默许，随利率市场化的条件逐渐成熟，顺势放开。
一、中美英利率市场化进程简述
利率市场化，各国有渐进式的和一步到位式两种模式。中国和美国都是渐进式，英国是一步到位式。
中国：1996年6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放开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此举被视为利率市场化的突破口。2015年10月24日，人行宣布对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等不再设置存款利率浮动上限。当时有不明就里的媒体称“这标志着中国金融改革大提速，利率市场化完成。”但也有专家当时就指出，“取消存款利率浮动上限是利率市场化的重要一步，这标志着中国在名义上完成了利率市场化，但利率真正完全市场化仍需时日。”的确，2013年设立了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使得存款利率并非完全自由浮动。2002年十六大报告提出要“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2012年十八大报告仍写“稳步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2017年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
美国：1933年之前，美国的利率本来是市场化决定的。因为大萧条而制定的《1933年银行法案》（即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中的“Q 条例”，规定了较为严格的利率管制，禁止联储会员银行对活期存款支付利息，授权美联储对储蓄存款和定期存款设定利率上限。“设立它的部分原因是为了防止银行间因为竞争太激烈而提出更高的利率水准，因为高利率可能导致银行进行那种引发了1929年黑色星期二风暴的高风险投资。这背后的旨趣是让银行业成为安全平淡、促进商业发展，而非扰乱商业市场或者为追求投资而与商业市场竞争的公共服务。”（注2）
20 世纪60 年代后期，美国国内通货膨胀高企，金融市场国际化和证券市场快速发展，投资渠道进一步拓宽，居民储蓄意愿不断下降，存款大量转移到证券市场和货币市场。传统银行业务急剧萎缩，一些存款类金融机构甚至出现了生存危机，美国开始逐步放松对利率的管制。经国会授权，美联储于1970 年6 月取消了10 万美元以上存款的利率管制，同时继续提高存款利率的上限。但这些措施没能从根本上解决利率管制带来的现实问题，金融机构存款流失和“金融脱媒”情况仍然持续，而且形成了对小额存款户的利率歧视。1980 年《对存款机构放松管制和货币控制法》规定到1986年止逐步取消“Q 条例”的相关规定。1982 年，美国颁布了《加恩—圣杰曼存款机构法》，详细地制定了废除和修正Q条例的步骤。1986 年4 月，美国取消了储蓄账户的利率上限， 除汽车消费、住房等个别贷款外，放开了所有贷款的利率限制。至此，美国基本实现了利率市场化（注3）。
英国：1971 年5月，英格兰银行公布“竞争与信用管制” 报告，提出自9月起废止银行间利率协议，由银行自行决定利率，并取消对银行贷款的总量限制，对所有银行实行统一的最低流动性比率及其他方面要求。1986年10月，英国实行金融“大爆炸”改革，打破传统经营界限，鼓励全能银行，巴克莱、汇丰、渣打等银行纷纷开展证券业在内的综合性经营服务（注4）。
二、放开存款利率自律上限后会如何？
银行业是一个独特、复杂、充满矛盾的行业。银行业的独特性源自其经营对象的独特。它是唯一一个以货币（一般等价物）为经营对象的行业（表面是经营货币，实质是经营风险），因此造成银行业在很多特性上和其他行业都非常不同。例如其他行业生产的商品（包括服务），通常都有使用价值（自然属性）和价值（社会属性）两种属性，有所谓“性价比”（性能/价格，抽象来说是使用价值/价值），而银行的核心产品——存、贷（可推广到投、融资活动，银行通过金融市场、资管、投行等业务也在参与）、汇，虽有快捷、可获得性等服务质量指标，但多数客户最关心的是价格（投资者希望利率越高越好，融资者希望利率越低越好、手续费率越低越好），价格就是最重要的“性能”。
风险定价是银行的核心竞争力，但这种核心竞争力在初期（甚至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又很容易伪装，一般人并不能识别银行给的高存款利率是否由于它有强的资金运用、风险识别控制能力带来的。在约束机制不健全的时候，打价格战似乎是最容易的竞争手段。起初一家银行提高存款利率很容易吸引来存款，但其他银行都提高存款利率，大家成本上升了，而存款总量也不会有太大上升（考虑到可能从其他投资中分流一部分，会有所上升）。而且提高了存款利率，相应需要提高贷款利率才能消化成本，但银行对优质客户未必有足够的议价能力，银行很容易就提高风险偏好，向更高风险的客户发放贷款，造成银行经营的不稳健。一些经营出现问题的金融机构还可能进一步提高利率诱使新资金进入，以新资金的本金来支付老存款利息，少数通过以时间换空间经营状况好转，但经营情况继续恶化的情况下成为庞氏骗局。更不排除少数机构从一开始就是庞氏骗局，以高价吸引资金，因此需要较强的金融监管能力和金融消费者的识别能力。另一种可能的情况是贷款利率难以上升，存款利率的上升压缩了银行的利差空间，使得银行的风险承受能力减弱，造成惜贷。欧洲、日本一度出现。
因此，利率的完全市场化不是一个容易的课题，需要各类市场主体有预算硬约束、有理性的判断力。政府需要选择合适的时机去推进，例如在经济过热、市场资金需求旺盛时推进可能引起利率大幅上行和通胀，并非政府为了维护银行的所谓“垄断利润”故意放慢市场化进程。但推进慢了又容易造成市场价格的长期扭曲，出现管制外的平行/影子银行体系，不利于资源的配置和金融的稳定。
利率市场化对宏观经济、银行经营的影响也较为复杂，有改革成功或失败的案例，各国情况各不相同。美国和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较长，难以简单判断宏观经济表现和利率市场化的关系。英国则很明显，1971年利率突然市场化后，货币、信贷和通货膨胀大幅增长，经济下滑，甚至经历了实际GDP的绝对下降，导致推行1971年改革的保守党首相希思在1974年大选中就失利下台，而撒切尔夫人推行的金融大爆炸和其他改革措施一起取得了成功（注5）。
很多人以为利率市场化之后的竞争会压低银行利差。有人描述会发生“大家都会把钱存到利率最高的那家银行，而企业都会找利率最低的银行贷款，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存款利率向贷款利率接轨，而银行的存贷息差会趋于零”的情况。而弗洛哈尔在其《制造者与索取者》一书中则称花旗通过游说使“Q条例成为了历史。这扇门后是可变利率抵押贷款、更加复杂的证券、对冲等所有金融衍生品的新世界。飞速扩张的金融业会通过这些得到大笔的收益，顺便也摧毁了国家的经济稳定。”真是截然相反的判断！
实际上很多国家在利率市场化后经历了利差先下降再回升的过程。而且银行利差高低和经济周期有密切关系（通常来说经济繁荣利率、利差上升，经济不景气则下降，随市场情况而起伏变化），也和银行业经营特点有关。如表1中利率已完全市场化的美国银行业利差比中国还高，原因之一是美国大企业基本通过资本市场融资，银行贷款对象中居民和中小企业占比较中国高。日本长期的低利率和经济的不景气有关。
表1：2004-2013年主要国家银行业经营情况表
很多国家都存在以银行业协会等形式进行的银行利率定价自律协调机制，不可能乱打“价格战”。例如英国的五大银行从20世纪初就存在通过利率协议控制利率的行为（注6）。
4月11日，在博鳌被问到中国目前是否有上调基准利率的考虑，央行易纲行长回答说“中国正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目前中国仍存在一些利率‘双轨制’，一是在存贷款方面仍有基准利率，二是货币市场利率是完全由市场决定的。目前我们已放开了存贷款利率的限制，也就是说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可根据基准利率上浮和下浮，根据商业银行自身情况来决定真正的存贷款利率。其实我们的最佳策略是让这两个轨道的利率逐渐统一，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市场改革。”
存款的利率，可比的替代品包括货币市场基金和银行理财。贷款的利率，可比的替代品主要是债券。当然它们的性质有差异，存款利率基本上是无风险利率，客户将资金在存款、各类资管产品、股票等之间的分配取决于对风险和收益的偏好。2015年10月24日降息之后，存贷款基准利率迄今没有变过。但货币市场利率经历过较大的起伏。全球最大的货币基金——天弘余额宝货币基金走势可作一参考。
图1：天弘余额宝货币基金7日年化收益率（2017/10/15-2018/4/14）
近十年内银行存款，除2009、2015年增幅较大外，总体呈下降趋势。2009年主要是因“四万亿”等投资拉动，对公存款从2008年的净增1.9万亿元变为2009年的5.9万亿元，2015年主要因“牛市”泡沫破裂居民存款回流，个人存款由2014年的净增3.8万亿元变为2015年的净增6.1万亿元。2016、2017年存款增速下降明显，银行资金面偏紧，抓存款重新成为各行重点工作。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管好货币供给总闸门”，防控金融风险、去杠杆仍是主旋律，存款增速大概率进一步降低。在银行利率上限进一步放开后，银行会在一定程度上面临存款付息成本上升的挑战。但一是目前在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下，各行并不都在允许的上限内上浮到顶，逐步放开后也不会主要以存款价格战形式开展竞争，二是资金面从紧下，贷款利率也在上行，三是在资管新规下一部分理财可能回表，还能实际降低付息成本。总体上看对银行利差和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未必很大。
图2：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与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Wind。制图：PSBC。单位：万亿元、%
三、银行争夺存款那些事儿
（一）中国的“有奖储蓄”浮沉
为鼓励群众踊跃参加储蓄，人民银行于1950年12月开办零存整取定期有奖储蓄活动，存期一年，按月摇奖兑奖，以部分利息作为奖金，部分利息作为到期利息。1955年12月，人民银行下发《关于选择北京、太原、广州、杭州四市试办活期有奖储蓄的指示》，允许活期储蓄也开办有奖储蓄。那时的大街小巷，处处张贴着为有奖储蓄摇旗呐喊的宣传画“参加有奖储蓄，对国家建设有贡献，对个人生活有帮助。” 1960年，人民银行发布通知称，有奖储蓄含有物质刺激作用，易助长人们侥幸心理，与党的精神不符，因此“年内一律停办”。
80年代，有奖储蓄再度回归。从凤凰牌自行车到蝴蝶牌缝纫机，从红灯牌收音机到海鸥牌照相机，奖品设置多为“三转一响，彩电冰箱”，都是社会上的紧俏商品。随着有奖储蓄的进一步发展，奖品也不断升级，从黄金饰品到旅游项目，价值最高的奖项竟为市区住房一套。1986年上海市政府公文处理单上副市长批示：“拟支持，拨出一定房屋供‘有奖房屋储蓄’以增加储蓄，为解决现在资金紧张大有益处，反过来又能支持发展商品住宅所需贷款资金。”1993年，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也在温州推出住房有奖储蓄（注7）。
在此过程中也有不少人行和商业银行的人员进行调研、发表文章，认为有奖储蓄中有很多乱象，导致很多问题，包括激化了储蓄工作的不正规竞争，加重了银行内部管理的难度等（注8）。1989年中国建设银行下发《关于加强有奖储蓄管理的通知》要求分行“举办有奖储蓄要报经同级人民银行批准，并报送上级行备案”，并规定了“开奖必须有公证部门公证”等管理措施。
1998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关于立即停办有奖储蓄的通知》称“为维护良好的存款秩序，规范商业银行的经营行为，消除高息揽存现象，维护储户的合法权益，体现公平合理的利息分配原则，促进商业银行及城乡信用社（以下简称金融机构）提高业务质量和水平，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停办有奖储蓄业务。各金融机构从文到之日起，一律停办新的有奖储蓄。正在开办并已开奖的，按原有奖储蓄办法执行；未开奖的须从1998年底前停止执行有奖储蓄办法。”
中国的有奖储蓄实际上体现了在人为压低存款利率之时，又需要刺激公众存款。不能开展有奖储蓄之后，银行对一定金额以上的存款客户送礼品也多年禁而不绝。存款利率市场化之后，理论上银行送礼不再违规，但利率自律机制中、监管部门对此也有一定管理约束。各行也逐渐转为更规范的积分换礼形式。
（二）印尼的有奖存款
图3：BRI一个网点（2012年摄。门口广告是有奖存款，大奖是汽车）
2012年去印尼人民银行学习，得知印尼居民存款对利息重视程度一般，更重视存款抽奖。各银行对存款都搞抽奖活动，大奖一般为汽车等价值较高的奖品。印尼已经利率市场化。印尼的存款抽奖活动并非因为利率受到管制使银行只能变相提高利率，而是银行经计算奖品支出比普遍提高存款利率吸引客户的成本更低。
（三）花旗银行的尝试
1961年的大额可转让存单
欧洲美元市场的出现促进并加速了花旗银行全球发展计划的实施。然而，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国内资金的不足。其解决办法是所谓的可转让存单。这是一项具有革命性的措施。
沃尔特·瑞斯顿（1946年进入花旗银行，1967-1984间执掌花旗银行）回顾说，他是在50年代末一位年轻的希腊船主拜访他的时候产生这种想法的。他说，“你是否有办法让我把钱存在贵行，而不用登记我的姓名？”瑞斯顿告诉希尔曼与斯特林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律师说，他的这位顾客想以无记名有价证券的方式开具存款发票。银行得知这样做完全合法后，就为这位船主开具了100万美元的可转让存单。
纽约以外的银行已开设有息不可转让定期存款业务时，纽约的银行仍在继续实行无息补偿性存款余额政策，难怪纽约银行的存款额出现了下降的趋势。然而，各银行也担心如果他们开始支付定期存款利息，各公司就会将所有无息活期存款转换成计息定期存款的形式，从而大大增加利息费用。
霍华德·谢培德（时任花旗银行董事长）这样的银行家开始认识到银行“不得不向存款的客户支付利息”。在1959年9月一份备忘录中，花旗银行副总裁埃克斯特直言不讳地写道“我们需要存款”，他建议设立一种无记名“定期存单”，向各公司和外国银行发放，并且可在二级市场进行交易。埃克斯特还认为，这一手段将迫使联邦储备银行取消其利率法条款，以便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瑞斯顿成为整个银行中对此创新最坚决的支持者和倡导者。花旗银行于1961年2月宣布向投资者提供大额存单，这一消息很快成了《纽约时报》的头版新闻。一张10万美元存单的利率比存款利率高出1.25到1.75个百分点。可转让存单的出现对全世界的震动，不亚于在莱克星顿打响的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枪。也许它的发明者们那时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这一新生事物在银行和金融界引发了一场革命，其影响几十年后仍能感受得到。这时，美国经济正处于史无前例的长达9年之久的繁荣与增长期的前期，可转让存单将资金引入了银行系统，极大地推进了这一势头。反过来，肯尼迪（1961年1月就职美国总统）和约翰逊总统所支持的货币扩张政策使整个经济走向高峰期，这对于花旗银行来说极为有利。
到1967年，大型商业银行的大额存单额已达185亿美元，超过了大宗商业票据。尽管其他银行也很快开办了此项业务，但一开始他们私下里的反应并没有那么热情，“我们从没请示过联邦储备银行，”瑞斯顿说，“要是当时真那么做了，现在可能还处在争取理事会通过的阶段呢。”但美联储并没有因此而试图阻止这项计划，相反，它还给予了一定的支持。当时还出现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个存单到底是存款还是证券的问题，因为联邦储备银行法禁止银行发行证券。花旗银行争辩说，那仅仅是存款收据。直到有一个客户去世时，其财产中有部分是可转让存单，法官判定它属于存款而不是证券。至此，这一争论才告一段落。
1974年的浮动利率票据
1974年，当时的短期商业票据至少以2500万美元一张出售。花旗银行资金紧张，想出一个创新的方式，以每张面值1000美元出售2.5亿美元的15年期票据，以吸引小投资者，起点5000美元，至多可以购买5万美元。资金用于花旗银行的附属机构，比如艾德旺斯抵押公司和全国金融公司。货币审计署署长宣称这种票据是由银行控股公司发行的，并且是长期的，所以并不违反Q条例。花旗银行宣布消息几天后，大通银行鼓足勇气也宣布发行类似的2亿美元票据。不久，其他一些金融机构也采取了相同的做法。
华盛顿的银行管理人员说：花旗银行没有向联储提及这种票据，如果是大通银行，那么它一定会先同管理当局讨论此事——谈它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对储贷协会的影响等，花旗银行这是先斩后奏。
正如预计的那样，有人很快对浮动利率票据作出了反应。这一周还没过去，储蓄贷款协会业的管理者和商业团体的信就像雪片一样向美联储主席伯恩斯飞来，他们认为，此举有违反Q条例的嫌疑，并警告这种做法会对他们的客户机构形成威胁。联邦储备委员会写信给证券交易委员会，对此事是否符合“公众利益”提出质疑。美国众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帕特曼向众议院提交议案，要求调查每个银行控股公司的债券发行情况。伯恩斯在给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任的信中指出，对浮动利率这种新生事物采取取消或限制的做法是否有利于公众，建议授予联储立法权力以干预此事。
1974年7月18日《纽约时报》发表社论，支持浮动利息证券的发行，它写道“小储户第一次通过资金市场获得以往有钱人才能获得的较高的利息”（这说法听起来很象中国对余额宝，其实银行理财也有类似作用），同时建议给储蓄贷款协会更多的权力，包括活期计息存款账户，以平衡花旗银行的影响。
1974年7月25日，瑞斯顿在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面前，说强迫工人接受比通货膨胀率还低的利息的做法，相当于用贫民窟的人的存款补贴格林尼治富人的口袋，这种体制既不公平，也没有必要。
参众两院提出立法，授权联储管理将来的证券发行，禁止以高于Q条例规定的利息出售债券。福特总统勉强签署了这个法令，说这是一种“本意很好但是无效”的降低利率的努力。
1980年前后的“炊事用具”派送事件
花旗银行的营销活动——存款派送“炊事用具”，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在1980年早期，瑞斯顿骄傲地说，吐司面包器具和其他的小礼物帮助银行在前一年吸引了1万亿美元的存款。瑞斯顿夸奖商业票据业务和“炊事用具”方案对国内贷款作出了突出贡献，而欧洲美元储蓄业务则是海外投资的坚实后盾。虽然这种方法一直是储蓄银行的主要手段，但正如一个官员对记者所说的，花旗银行是第一家实行这种方式吸收存款的大型商业银行。不幸的是，花旗银行派送奖品的办法是非法的，而瑞斯顿也为此与新任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沃尔克撕破了脸。但是瑞斯顿告诉分析家们说：“花旗银行已停止发放各种炊事用具。”
当整个国家陷于萧条，利率飞涨时，花旗银行于1980年3月发起了“大满贯礼物赠送”的活动，用吐司面包机和其他用品来吸引新的存款。花旗银行派送的礼物的价值远远超出联邦储备银行的限制：可以向存款额为5000和1万美元的储户赠送价值10美元和50美元的礼物。由于花旗银行的竞争对手提出了抗议，货币审计署向银行发出严重警告，随之而来的是联邦储备银行的调查。瑞斯顿的麻烦也就从此开始了。据联邦储备银行报告，他们发现花旗银行有两套账目，一套给自己看，另一套给调查者看，借此掩盖礼物的真实价值。花旗银行在购买礼品时开出比真实价格低得多的假发票，并想以此证明他们的活动是合法的。花旗银行最初违反政策时，联邦储备银行采取了容忍的态度，但联邦储备银行规定的最后期限截止时，花旗银行还没有收手的迹象，联邦储备银行终于按捺不住了。联邦储备银行确信，花旗银行和瑞斯顿妄图凌驾于联邦的法规之上。
炊事用具派送事件违反了Q条例规定。瑞斯顿打算回避项规定的企图激怒了沃尔克。沃尔克认为不论自己是否同意这条法规，他都有义务维护它。联邦储备银行考虑对花旗银行处以100万美元的处罚。到1981年7月时，罚款最终定为35万美元。据《美国银行家》介绍，这是对银行机构最大金额的罚款。使联邦储备银行失望的是，35万美元的罚款并未引起媒体的关注。花旗银行声称他们在纽约市场占有额的上升归功于新型自动取款机的使用，但一位银行界的竞争对手事后取笑说，花旗银行在这段时间内的盈利都来自于非法的促销活动，与自动取款机的使用无关。
瑞斯顿认为，这件事的起因是价格控制，它把市场搅乱了。他认为，“整条法规（Q条例）是相当愚蠢的，但这并不重要。纽约尼克斯队迎战芝加哥公牛队时，第一节便有五次犯规，因为他们的教练让队员们拼得凶一些。公牛队同样拼得很凶，犯规次数却没有那么多。一切责骂都不顶事。”
对贷款和信用卡利率的突破
花旗银行一直在游说纽约州立法委员会和州长休·凯里，希望能解除对高利贷上限的限制，但收效甚微。而当凯里终于首肯时，以纽约市议员团为首的民主党控制的立法委员会却举起了反银行的旗帜。议员们都认识到，在大选即将来临的紧要关头，任何帮助银行的举动都会被看作是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吃力不讨好。对于议员来说，高利贷问题是敏感的政治问题，因为各大银行曾经拒绝向贫困的社区提供任何用于抵押或其他目的的贷款。他们这样做的真正原因是他们从中根本挣不到钱。1978年末，由于瑞斯顿和工会搞好了关系，纽约州立法委员会终于同意提高抵押贷款的利率上限，但它仍然低于市场利率。用短期贷款进行固定低利率抵押的业务还是如履薄冰。
美国各州的利率上限不同。1978年12月，最高法院规定，银行可依据自身情况任选银行所在地利率或顾客所在地利率作为银行利率，这就是马凯特规定。1980年1月，花旗银行的一次高管会议上，负责信用卡的戴夫·菲利普斯指出花旗银行信用卡面临的亏损问题。菲利普斯说如果花旗银行能自由贷款，不受高利贷利率上限的束缚，或许能在这个业务中有所作为。在加利福尼亚，由于高利贷利率不受限制，美国银行靠信用卡业务赚了大笔的钱。瑞斯顿意识到，花旗可以利用马凯特规定打开局面。花旗向取消了贷款利率上限的南达科他州游说，让州政府同意其在南达科他开办信用卡业务。（注9）
以上几个事例中，花旗首创的大额可转让存单成为利率市场化过程中的经典创新，写进了货币银行学的教科书。高于Q条例利率上限的浮动利率票据被叫停，派送“炊事用具”被罚款。贷款上限的突破则随着银行的游说、政府推进利率市场化的进程而被合法化。
对金融创新怎么看，见仁见智。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在《疯狂、惊恐和崩溃》中的看法比较负面，他的总结是：一个新鲜的概念（不管是大额存单、可调利率抵押贷款还是新出炉的首次公开募股）推出之后就是信贷扩张，然后是投机狂热、金融困顿，最终彻底垮台（通常之后还会有政府为缓解恐慌采取的疯狂举措）。
金融创新中有时难免有与监管的博弈，需要遵守监管法规的明确规定，也可能在模糊地带有所突破，要顺应时势，符合当时社会、客户的某种需要，达到效率提升、多方共赢，才会被监管认可。但金融创新经常“智者开头，愚者结尾”，被过度使用，以至成为“合成谬误”，资产证券化就是一个典型例子。银监会领导曾提出金融创新应坚持“三个有利于”，即有利于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有利于降低金融风险，有利于保护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银行业金融机构要按照自身的战略规划和风险承受能力，开展与自身风险管理水平相适应的金融创新。金融从业者在开展金融创新过程中要对照时时审视。
参考文献：
注1：周琼，从《利率史》看利率走势。悉尼·霍默、理查德·西勒著，《利率史》（第四版），Rutgers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肖新明、曹建海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
注2：拉娜·弗洛哈尔著，《制造者与索取者——金融的崛起与美国实体经济的衰落》，美国2016年版，尹芳芊译，新华出版社2017年版。
注3：王勇、刘昶，美国利率市场化时期商业银行资产配置变化研究，《金融纵横》2014年5月。
注4：曲彬，成熟经济体利率市场化改革对我国的经验启示，《财经界》2014年2月。
注5、6：凯罗米里斯、哈伯，《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廖岷、杨东宁、周叶菁译，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版。
注7：黄沂海，有奖储蓄，走过一段怎样的沉浮，《解放日报》2018年3月27日。王宏，有奖储蓄成为香饽饽，《温州都市报》2005年6月21日。
注8：李军、王海平，浅议有奖储蓄的负效应，《上海金融》1989年11月。
注9：菲利普·L·茨威格著，《沃尔特·瑞斯顿与花旗银行——美国金融霸权的兴衰》，美国1996年版，孙郁根等译，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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