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特别是高管薪酬，一直是个颇受关注的话题。2019年，从平安联席CEO转友邦保险任CEO的李源祥5000万年薪新闻刷屏。最近一些券商的高薪酬引起热议。在国外，特别是美国，高管的天价年薪也存在争议。金融危机时金融机构高管薪酬也曾成为公共话题。

一、国内外金融机构高管薪酬

表1列了2020年（部分为2019年）美国前四大银行、两大投行、两家保险公司的部分高管薪酬，表2为英国前四大银行和一家保险公司的高管薪酬，表3为德国前两大银行和一家保险公司的高管薪酬，表4为日本两家金融机构高管薪酬，表5为2020年中国五家银行、两家保险公司和两家券商高管薪酬。每家机构内薪酬从高到低排序。

从2019和2020年情况看，美国的金融机构薪酬最高。美国最大的银行、证券、保险公司高管薪酬基本在2000万美元以上，最高达3、4000万美元。英国、德国都是几百万美元，最高的1000万美元左右。中国国有银行不超过200万元人民币，董事长、行长为百万元人民币，非国有控股银行最高为400多万元人民币，证券、保险公司最高的为1900多万人民币，合200多万美元。日本只找到野村控股和三井住友金融集团两家高管薪酬，前者2019年最高的390万美元，后者仅139万美元。从各国情况来看，银行、证券、保险大体接近。

从表中列出的机构看：

美国：2017年，薪酬最高的是美国国际集团（AIG）CEO Brian Duperreault，4309万美元。2018年，薪酬最高的是摩根大通的董事长兼CEO杰米·戴蒙，3003万美元，其次是摩根士丹利的董事长兼CEO詹姆士·戈尔曼，2817万美元。2019年，薪酬最高的是富国银行CEO查尔斯·沙夫，3429万美元，其次是摩根士丹利的戈尔曼，3164美元。2020年摩根大通和摩根士丹利年报尚未披露。从已公布2020年年报的金融机构来看，因为疫情影响业绩，高管薪酬大都比上年降低，但也有个别提高的，特别是美国国际集团的首席运营官（COO）薪酬比上年增加568万美元，达到2407万美元，超过了CEO。富国银行CEO沙夫薪酬下降最多，下降了1389万美元，不过下降后仍有2039万美元。

英国：2018年，薪酬最高的是保诚保险的北美区保诚CEO Barry Lee Stowe，1119万美元，比英国四大银行的薪酬最高者还高。2019年，薪酬最高的是汇丰控股财务董事邵伟信，914万美元，保诚保险CEO薪酬881万美元，仍高于除汇丰外的英国其他大银行。

德国：德意志银行CEO Christian Sewing 2017-2019年薪酬分别为356万美元、801万美元、564万美元。德国商业银行CEOMartin Zielke 2018-2020年薪酬分别344万美元、297万美元、506万美元。安联保险CEO Oliver Baete 2018-2020年薪酬分别682万美元、748万美元、836万美元。三年平均下来安联保险CEO薪酬高于德国两家最大的银行。

高管年薪中经常还包括股票期权等以及延期支付条款，较为复杂，不完全是年薪所能反映。

二、美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

Equilar公司连续14年发布美国CEO年度最高薪酬100名排行榜（Highest-Paid CEOs at Equilar 100 Companies）。2020年4月发布了2019年榜单，前十名见下表。

2019年第一名是英特尔公司的Robert Swan，6694万美元，第二名是迪斯尼的Robert A. Iger，4555万美元，第三名是卡夫亨氏食品公司的Miguel Patricio，4330万美元，第四名是微软的Satya Nadella，4291万美元，第五名是富国银行的查尔斯·沙夫，3429万美元。

2018年第一名是特斯拉公司的马斯克，22.84亿美元（不过大部分是期权的形式），第二名是发现卡公司的David M. Zaslav，1.29亿美元，第三名是Palo Alto网络公司的Nikesh Arora，1.25亿美元。第四名是甲骨文公司的（前CEO）Mark V. Hurd，第五名是甲骨文公司的（现CEO）Safra A. Catz，都是1.08亿美元。两年的前五名没有一家重合。

Equilar榜单上，2019年美国CEO薪酬前100名的中位数是1570万美元，比2018上升0.6%。2018年是比2017年下降了0.6%。2019年薪酬前100名CEO里只有9位女性，且薪酬前10位里没有女性。

Equilar榜单分析没写公司所在行业分布。前20名中，英特尔、微软、思科、高通、AT&T是科技电信，富国、花旗、美国银行、高盛、维萨、美国运通是金融，吉利德、CENTENE、雅培是医疗制药，马拉松原油、Phillips66是石油能源，通用电气是工业，迪士尼是娱乐，洛克希德马丁是航天航空，卡夫亨氏是食品。美国金融机构的高管薪酬并没有显著高于非金融企业。

三、关于高管薪酬的一些研究和不同看法

赵学刚（2011）在“公司治理的法文化解释：美国与欧洲大陆之比较”一文中指出，“美国公司中CEO对公司的兴衰承担全部责任，几乎是美国公司文化的明星。也因此，美国公司会为CEO们支付昂贵的薪酬。尽管美国CEO 薪酬的三分之二来自股票期权，但是，美国公司CEO拿的是其他国家两倍甚至还多的薪酬也是事实。”“美国强调CEO的角色重要性，也和美国个人主义的文化价值有关。美国人相信组织取得的成就更多的依靠领导人的行为，而不主要是团体的努力。在一些更为强调团体文化的国家，比如德国，公司管理者比美国公司更倾向于强调团队的努力。”

由于美国这种个人主义的文化，美国人原来还比较能够接受高管的天价薪酬。但是金融危机中，风险管理失当、巨额亏损的金融机构的高管，仍然拿着高额薪酬，就激发起社会公众的怒火。研究也发现，一些金融机构的薪酬支付过于激进、偏向短期绩效，促使了过度投机行为，是危机的原因之一。在后金融危机时代，高管薪酬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受到欧美国家的普遍重视。一定程度上限制薪酬，降低薪酬结构中短期年度激励比重、提升长期激励比重、增加追回调整条款，成为普遍做法。随着美国经济复苏，公司业绩恢复，高管薪酬再度攀升。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2017年五家主要银行首席执行官的平均年薪同比增长17%，是2006年以来的最高纪录。美国智库经济政策研究所的调查显示，美国主要的350家公司的CEO和普通员工的工资差距在1989年为58比1，到了2017年已经扩大至312比1。Equilar的美国年度最高薪酬100名CEO薪酬和员工薪酬中位数之比2019年为252：1，2018年为254：1。2020年，由于疫情影响，CEO薪酬有所降低。

摩根大通杰米·戴蒙认为高薪酬有合理性。他说：“在薪金制度改革上，我们面临很多压力，这些压力有来自政府的，也有来自社会的，这与经济竟争的压力相似。因此，我相信会有所改变的。对于那些工作表现杰出的人事后没有得到合理的薪酬待遇这一问题上有很多法律投诉。这有时甚至不是发生在事后。但我相信，杰出的人才总该得到优厚的报酬，将我们统统混为一谈那种大锅饭的报酬在我看来是不合理的。我具有反对政府参与企业的薪酬制度的思想，我觉得这是很荒谬的一件事儿。为什么政府不去对演员、体育明星、小商户或是医生、企业家的薪酬也进行监管?为什么他们不告诉所有人我们对于员工的薪酬?”  

曾任芝加哥大学教授、印度央行行长的拉古拉迈·拉詹在其《断层线》一书中大体认可金融机构高管应该有较高的薪酬。尽管“激进的薪酬政策与激进的风险原则以及在危机中糟糕的表现似乎是相关的”，但他并不赞同“以向政府官员支付薪酬的方式向银行家们支付薪酬”，因为这样做的话，“银行家们会丧失努力工作或者承担适度风险的动力。在今天的竞争激烈、快速发展的经济中，官僚化的银行家们不会是现状的改善力量。我们从银行家那里需要的是称职的风险管理，而不是完全的风险规避。”

前纽交所副总裁乔治·乌杜对金融机构的高薪酬则极力批判和反对。在他的《金融的背叛 恢复市场信心的十二项改革》一书中，第二章就是“规范薪酬制度”。此章里小标题——“银行家到底值什么价”“公司规模能否为薪酬提供合理性”“天价薪酬引发的怒火”等等。他写道“金融家所独占的利润比例之高，为其他行业所鲜见。因此，除非金融机构将其薪酬降至社会可接受的水平，否则恢复信任就无从谈起。金融业，只占了就业人口的10%,但是却分享了25%的薪酬，这有何道理呢?要是我们以其他各类非金融类企业中领导人的薪资估值为参照，金融高管们的贪婪就暴露无遗了。”“这种将业绩个人归因的做法是基于一种错误的设想：即相关人等的聪明才智才是企业经营活动产生利润的唯一原因。正是这一在企业界日益传播的想法，导致了如今过高薪酬的局面。也正是由于高管们为满足个人自我利益而驱动的竞争，最终令金融业毁于一旦。”“多年来，公众一直在问一个问题，可对此至今尚没有令人满意的解答，那就是：一个人的工作，怎么就能价值上亿美元?这个问题可谓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那些我们早已屡见不鲜的各种金融恶行的本质所在。对常识和价值观的违背，算得上美国最臭名远扬的‘输出品’之一。这是公司与个人间的真实冲突，而这种傲慢自大又荒唐可笑的天才决定论其实根本不值一驳。难道我们忘了，个人的表现如何，是需要取决于他所在公司的整体素质的吗?而如果没有团队精神的协助，那个人的贡献又从何谈起呢?”

四、一点思考

美国大公司高管薪酬过高，而中国对国企高管的限薪走向了另一极。在限薪前的2013年，工行董事长的年薪只是摩根大通戴蒙年薪的1.6%，2015年限薪后，仅为戴蒙的0.3%。2019年末，工行的资产规模是摩根大通的161%，全年利润是摩根大通的123%，工行行长的年薪还是戴蒙的0.3%。2020年末，工行的资产规模是摩根大通的151%，全年利润是摩根大通的167%。但年薪和业绩并没有什么相关性。有人认为，中国的国有银行谁干都一样。但真的一样吗?

高管们的薪酬，物有所值吗?公司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虽然公司业绩依赖公司员工的共同努力，但掌舵者和核心团队当然至关重要，有时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例如戴蒙接手摩根大通时（2005年，戴蒙成为摩根大通CEO，2006年成为董事会主席兼CEO），花旗市值是摩根大通的2倍多，现在摩根大通的市值是花旗的3倍。戴蒙带领摩根大通成为金融危机赢家、全球市值最高的银行，摩根大通也给予其相应的薪酬回报。2019年末戴蒙的薪酬与期末持股合计达12.57亿美元。又如2014年2月纳德拉正式接任微软CEO时，微软市值约3150亿美元，现在1.83万亿美元，是那时5.8倍（2018年11月超过苹果，在20年后重新位居全球市值第一，后来又被苹果反超）。历史无法假设，也无法比较，如果不是他们担任CEO，摩根大通和微软的市值会如何；很难分析，公司业绩中，有多少应该归因于他们的贡献。但至少他们业绩出色，股东满意。而那些在任期间股价大跌的CEO，如果还拿着高薪就确实不合理了。

高管薪酬问题，本质上仍是一个如何平衡效率与公平的问题。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文版序中写道“尽管我们身处世界各地，但大家要面对同样的问题——调和经济效率、社会公平与个人自由之间的矛盾，防止全球化及贸易、金融开放带来的利益被少数人独占。”如何衡量高管的贡献，设计合理的的薪酬制度，始终是个难题。市场化决定，也未必就合理。完全脱离市场，更无从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