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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526日澳门赌王何鸿燊逝世,我在的一个群里,有一番讨论。有人认为一个开赌场的,肯定害得不少人倾家荡产、家破人亡,跟卖白粉的一个道理,还妻妾成群,更不符合现代文明国家的婚姻制度。有人说他做的是合法生意,至少是一个守法商人,利用赌业建设澳门,对大陆也有贡献,被称为“爱国资本家”当之无愧。有人说赌得倾家荡产是赌徒的事,金融市场也有赌徒。看到有些写何鸿燊的文章也分析了博彩业的影响等。

这是个有意思的话题。我想从成瘾性商品的角度作一些探讨。

一、成瘾性商品的界定

赌博业肯定不是什么光彩的行业。在中国,除了大陆地区发行的福利彩票和体育彩票,香港、澳门地区允许有博彩活动,其他博彩活动被禁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三条赌博罪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或者以赌博为业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开设赌场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亲朋好友之间打麻将、打牌,虽然也可能小涉金钱,但不以盈利为目的,不在此列。

在网上可以搜到太多和澳门赌场相关的文章,如有篇“澳门下注纪录的保持者:记那些在澳门豪赌的山西煤老板们”,写某煤老板在澳门曾赢了24亿元,最后输了35亿元,“好多煤老板仅仅几次澳门之行,就落得煤矿易主、法人更名、输光家产、背负巨债的悲惨结局。”

关于赌博,有无数文学作品中有描写。茨威格《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写得惊心动魄,淋漓尽致描摹赌徒的疯狂和挣扎,最后没有出路,无从救赎,唯有自杀。余华《活着》对福贵赌输家产,则写得带点黑色幽默(福贵把家里一百多亩地输给了龙二,解放后龙二被划为恶霸地主,败家子倒是因祸得福)。

从道德的角度看,强烈成瘾的“黄赌毒”产业带有原罪。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阿克洛夫和罗伯特·席勒在合著的《钓愚:操纵与欺骗的经济学》一书中写道,“在现代美国,如果要问哪些产品最容易引诱消费者上钩,则非以下四大瘾品莫属:烟草、酒、毒品和赌博。”人对这些刺激的上瘾,从生理学、心理学角度有其必然性,是人性的一部分,在哪个国家可能都差不多。

每个人的天性也有差异,比如赌性大小,即风险偏好的不同,赌性大是风险偏好更进取,赌性小是风险偏好更保守。赌性不光体现在赌博上,投资、投机活动,企业家精神中,都有着赌性的影响。企业家一般是风险偏好更进取的人,这也使得一些企业家更容易爱上赌博的刺激。

从经济学角度,这些产业的存在有其合理性。这些产业/商品的共同点是让人上瘾,当然让人上瘾/成瘾性的强弱程度差别很大,也决定了它们引起的后果、对它们的管理方式不同。一般的商品服从边际效用递减,消费第二个带来的效用低于第一个(比如吃包子),所以人一般不会对一个商品消费个没完,能比较均衡消费,喜欢多样化(带来的边际效用更大)。而成瘾性商品,就是边际效用不递减,越消费还想消费。

仲伟民2019指出,部分成瘾性消费品对人身体的确有害,比如鸦片、可卡因、烟草等,但也有不少成瘾性消费品适量有益过度可能有害,比如茶叶、咖啡、可可糖、酒等,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此类成瘾性消费品的特性温和的刺激性愉悦性戴维·考特莱特《上瘾五百年: 瘾品与现代世界的形成》一书中,将这些成瘾性消费品的流行称之为“精神刺激革命”。它们在大航海后成为要的世界商品,成为宗主国与殖民地的贸易链接纽带是全球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因素。

这个分析很合理,如果不是因为这些商品的温和成瘾性,需求也不会那么强烈。世界本来就是由人类的欲望驱动的

一些商品是因为其化学成分(尼古丁、咖啡因等)本身让人上瘾,还有一些商品是商家、产品设计者的设计,就是要力图让用户上瘾,即反复购买、使用。考特莱特说的“精神刺激革命”还限于实物商品。互联网、电脑、手机的出现,带来更大的“精神刺激革命”。电子产品更让人上瘾,它消除了时空界限,打造无远弗届的虚拟空间。前些年“网瘾”曾经被关注,现在大家已习以为常。对手机上瘾,从对微信、微博社交到网购、网游、小视频上瘾都是普遍现象。手机所有APP的设计,都是奔着让人花更多的时间停留去的。微信等各种APP的小红点里的数字,提示你有多少条未读信息,让你不去点开看就难受。抖音、B站等视频网站,会不断根据你的点击推测你的爱好,推送类似的视频,让你没完没了刷下去。

更泛化而论,各种爱好,都有上瘾性。运动对大多数人是需要毅力的苦差事,但也有人运动上瘾,如跑马拉松,据科学研究是跑步时体内会释放一种让人感到快感的物质——多巴胺,还有跳伞、冲浪、滑雪等运动,无不有强烈爱好者。读书、收藏等看起来比较温和的爱好,也都有人会到上瘾的程度。对某种事物上瘾,是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追求快感、刺激,有某种爱好,从中获得精神享受,都是人的天性。不做无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张岱云,“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

上瘾之后的利弊呢?总是利弊兼有,利大还是弊大,既有商品的不同,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个人。吸烟有害健康,可吸烟者认为能减轻压力、提神、刺激灵感。使用手机,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信息和娱乐,但可能有些时间被浪费,损害视力甚至身体。很多爱好,可能玩物丧志,也可能玩出门道,玩成专家、成为职业。

二、成瘾性商品的管理

成瘾性商品的管理是个很复杂的问题。

从国家层面看。毒品是成瘾性最大、对人的身体伤害也最大的商品,所以在大多数国家都列为非法,但这样也拦不住有人铤而走险,有需求就有供给。

赌博,是可能造成极大的金钱财产损失的成瘾性活动,在多数国家也有严格的限制性规定,通常是发放非常有限的牌照以限制这种活动。《钓愚》前言中举的重要例子老虎机,就是一个利用人们的赌性让人上瘾的赌博机。“这种现代意义上具有赌博功能的老虎机第一次被报道是在1893年。老虎机毁掉了太多人的生活,就算不立法加以禁止,也至少要加以管制。同时,其他赌博类娱乐也受到了监管。10年前,在玩老虎机时,有不少人因心脏骤停而死亡。最后,赌场自己组建了受过专门训练的急救队。”

1962年何鸿燊获得澳门赌业牌照的故事,富有戏剧性的精彩。美剧《亿万》中有个情节,对冲基金大佬了解到一个内幕信息,经济状况极差的某市将获得赌场牌照,他就提前购入其市政债,而其对手为了使其亏损,运用政治手腕使此市未获得赌场牌照。这也说明了赌场对一个地方经济巨大的带动效应。

英国索尔福德大学博彩研究中心Collin教授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产业部门像博彩业这样,其赚钱发财主要取决于政府说什么而不是取决于公众要什么。”正是由于不少国家政府禁止博彩业,才造成博彩业“供不应求”的局面。澳门与蒙特卡洛、拉斯韦加斯并称为世界三大赌城。从人们千里迢迢飞去消费,就可以看到这种活动的诱惑力有多大。吉隆坡、悉尼等城市纷纷以赌场吸引游客。各国管制的差异造成完全禁止赌博的国家陷于无法禁止居民到国外进行赌博活动、流失财富和税收的不利境地。2014年到2018年,博彩业税收占澳门财政收入的比重,在76%-85%之间,博彩业增加值占澳门GDP的比重,在42%-51%之间。那些中国富豪到澳门赌场一掷千金,总比飞到拉斯维加斯花钱好,也算“肥水不流外人田”。我也非常不建议在中国其他地方再发放博彩牌照,香港和澳门已经够了。

强成瘾性商品需求弹性较小,利润高,国家可以从中获得大量的税收,最典型的是烟草,其负面作用不会立即显现、严重到让人无法承受的地步,消费者能够比较持续地消费和贡献税收。但是为了国民健康,国家还是会对烟草行业也进行限制。20世纪450年代,科学家发现吸烟和肺癌之间的明显关联,而烟草公司则聘请另一些科学家为烟草业开脱。1964年,美国卫生总署报告给出了明显的结论——吸烟有害健康。由于对吸烟有害健康的广泛宣传,美国现在烟民占比已比高峰期下降了50%

2019年中国的烟草行业工商税利总额为12056亿元,上缴财政总额为11770亿元。对比一下总被批评利润太高的中国的商业银行,2019年净利润为19932亿元,烟草真是低调的巨头。

人对成瘾性商品的需求很多时候是国家禁止也不能消除的,造成的问题比解决的更多。一个著名的历史案例就是美国1920-1933年的禁酒令时期。禁酒由妇女运动推动,认为酒是犯罪的根源,酗酒造成了很多家庭暴力问题,资本家认为工人饮酒影响劳动纪律和生产效率,基督教新教伦理也反对饮酒。国会于1919年颁布了宪法第十八条修正案凡在合众国及其管辖土地境内,酒类饮料的制造、售卖或转运,均应禁止。其输出或输入于合众国及其管辖的领地,亦应禁止。”这引起了酒品黑市的繁荣,非法酿造、出卖和走私酒类饮料的犯罪行为禁而不止,而联邦及各州政府又需要以酒税补充其财政收入,1933年国会废止了禁酒令。电影《秋日传奇》中,布拉德·皮特饰演的男主角在禁酒令时期靠走私酒来弥补家用,一次被警察发现,他的妻子被警察开枪打死。这也反映了禁酒令的负面后果。

从企业层面看。企业面临如何平衡盈利需要和承担社会责任,在何种程度上利用人性的弱点挣钱的问题。谷歌提出的“不作恶”,看起来似乎是最低要求,但在新技术带来很多新的科技伦理困境面前,才发现这其实是极高的道德自律要求,是宁可牺牲盈利也要履行社会责任的体现。

很多互联网公司的收入,靠广告、靠游戏。靠游戏挣钱引发争议。凯文凯利、董洁林等指出,过去的工业革命、科学革命是围绕着提高生产力、效率,而到网络经济时代,基本物质需求的生产基本已经不是问题,大家也有了更多的闲暇,所以更多的创新用于交流和娱乐。游戏公司虽然是适应了人们需求变化的潮流,给用户带来了快乐和其他效用(比如有人说能从中学到团队合作精神,提高反应速度,学到某些技能等),但也产生很大负面影响(负外部性),是消耗时间的黑洞。特别是未成年人,将本该用于学习读书的时间用在游戏上,有的通宵达旦、废寝忘食、神魂颠倒打游戏,可能影响成绩、影响前途命运。

对于企业生产导致污染这种负外部性,解决办法是把污染成本内部化、让生产企业承担治污成本。但游戏公司的游戏做得越好玩、越吸引人、让人沉溺,这种负外部性是和优秀的产品相伴的,无法将成本内部化。有的游戏公司自己设定了玩游戏时长限制等技术措施。但正如政协委员朱永新指出,大量案例表明,有的游戏运营单位为追求利益,并不会主动采取技术措施,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或者即便采取,也很容易就被破解。不少两会代表从不同的角度为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提出了建议

杰里米·西格尔在《投资者的未来》中计算了1957-2003年间美国股市回报率最高的20只股票,排第一的是菲利普·莫里斯公司(拥有万宝路等品牌的烟草和食品公司)。这些生产成瘾性商品的优秀公司,盈利可能很好也很稳定,不像科技公司潮起潮落变动不居,但可能很少人认为它对社会有多少积极推动作用。开赌场的公司,更是如此。不过是一种不得不允许它存在的“恶”。游戏公司或者主要靠游戏挣钱的公司能否成为一个“伟大”的公司?也许有不同的看法。

《钓愚》指出,市场竞争的压力会改变企业的行为底线。“市场竞争一方面会极大地刺激并鼓励企业进行对社会有利的创新活动;另一方面,缺乏良好监管的自由市场也会刺激企业选择对社会不利的旁门左道,比如利用消费者的心理弱点和信息不对称获取利润在缺乏良好监管的市场中,那些道德底线更低的企业最终会战胜那些有良知的企业。尽管基本的社会伦理规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这种趋势,但是最终也无法抵御来自市场竞争的压力。这是因为一旦存在欺骗获利的机会,那些坚守底线的企业往往不得不随波逐流,否则就难以保持市场竞争力,生存下去。”所以,需要国家的良好监管和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共同发挥作用,才不致于“劣币驱除良币”。

从个人层面看。人性“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对真善美的追求,“求知、推理以及创造的渴望”,毕竟比单纯追求感官刺激对个人成长和社会发展更有积极意义。过于追求短期、即时的刺激,可能放弃了长远对人生更有价值的东西。毒品绝不能碰,毒品在生理上给予人过强的刺激,一旦沾上很难戒掉,非一般人毅力可以抗拒。赌博,虽然有人说“小赌怡情,大赌伤身”,但从小赌容易变为大赌,赌场还是不进为好。对难以避免的有一定上瘾性的商品,人要保持理性的态度,控制自己过于沉迷,都殊为不易。

有些人沉迷于上瘾性商品带来的快感,从赌博到电子产品,另一些人则利用人性的弱点靠上瘾性商品盈利。何鸿燊自己开赌场,却一生远离赌博,只坐庄不下场。“赌王”的这种理性自制,普通人特别需要学习。

参考文献:

1. 张增帆,网络博彩法律规制国际比较及对中国的启示,《社会福利(理论版)》20166月。

2. 仲伟民全球化、成瘾性消费品与近代世界的形成,《学术界》20193月。

3. 乔治·阿克洛夫罗伯特·席勒,《钓愚操纵与欺骗的经济学》,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

4. 朱彩云青少年如何摆脱“网游漩涡”,《中国青年报20205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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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琼

周 琼

123篇文章 149天前更新

金融从业者,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研究领域:经济金融,银行经营管理等。个人微信公众号“玉鉴琼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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