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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中的决策——《峭壁边缘》读书笔记

《峭壁边缘:拯救世界金融之路》,(美)亨利·保尔森著,乔江涛等译,中信出版社 20104月版

 

亨利·保尔森1999-2006年担任高盛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2006-2009任美国财政部长。《峭壁边缘》主要写了他在金融危机中的行动和思考。

这篇读书笔记大部分是2010年写的,最近重新翻了下这书的部分章节,修改了一下。

写美国次贷危机的书读了好几本,读的第一本就是《峭壁边缘》,2010年一出版就看了。当时看觉得步步惊心,惊心动魄后来看伯南克《行动的勇气》、盖特纳《压力测试》等都没这么强烈。可能一是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看写次贷危机决策内幕的书,二是保尔森也写得比较生动戏剧性,伯南克写得更学院派一些、理论探讨分析更多一些。对次贷危机的原因和针对性的改革措施,很多文章都有很深入的分析。这里只谈一些其他的感想。

 

保尔森的坦诚和写作的目的

保尔森在书中,那么坦率地揭密各种政策出台的台前幕后,每个人的态度、所起的正面或反面的作用,直接地臧否人物,特别是都在世的政治人物,当时我挺惊讶后来发现美国人写回忆录大多这风格。他们的顾忌似乎少些,特别是不在位之后就更没啥顾忌。他自己说写作的目的是想回答人们经常问他的问题:经历危机是什么感觉?从中获得哪些教训能帮助我们今后避免类似的灾难发生?这当然是他写作的动机,写出经验教训供后人参考,但没公开讲的,应该还有个动机——一定程度上,写这本书是一种自我辩护,增进他人对他在任期间所做事情的理解。

为了保护以自由企业制度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我已经永远成了那位与政府干预和银行救援有关的财政部长。由于危机袭来的速度如此之快,让我别无选择,我已经放弃了严格的意识形态,完成拯救一个体系这个更高的目标,甚至包括它的所有缺陷,这比我所知的任何其他事情都更为重要,我正被迫用自己不信任的东西来拯救我一直信奉的事物。 各种危机期间一般都会加强政府的管控,但这未必意味着正常时期也应该如此。

我们面临一个真正的两难境地:为了让国会采取行动,我们必须充分说明,如果没有获得预期国会授权对美国经济可能会产生怎样可怕的后果。但那么做可能会产生副作用。惊魂未定的消费者可能会停止消费转向储蓄,这正是我们最不愿看到的事情,而投资者则会丧失对市场避免崩溃的最后一丝信心。

20083月,美联储“动用了有史以来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定期证券借贷工具(TermSecuritiesLendingFacility,TSLF)。而且这一工具不仅仅适用于商业银行,而是向所有的政府债券一级经销商开放——包括承销财政债券的大投资银行。我对美联储的决策感到欣慰。我也希望这一大胆的举措能够使市场平静下来。但事实恰恰相反。在市场草木皆兵的恐慌情绪下,有些人反而认定这一举动验证了他们最大的担心:形势一定已经变得非常严峻,才让美联储被迫使出了这样史无前例的手段。”“(2008年)4月份那个时候,市场状况还没有糟糕到那种程度,国会也绝对没有积极性去考虑授予我们这样的权力。”

这就是面对很多危机时的两难,说得不严重引不起足够的重视,说得严重又怕引起恐慌和打击信心。有时,不到严重时难以出台力度足够大的政策;有时,政策力度够大会被解读为实际情况一定比大众/市场知道的更严重。

在雷曼倒闭的事情上,有人指责美国政府的不作为,没有意识到后果的严重性,保尔森在书中分解释了他们的无奈,已经殚精竭虑想方设法,无力回天。雷曼找不到买家,政府没有权力注资。为了挽救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免于崩溃,从贝尔斯登危机开始,保尔森他们就在“与时间赛跑”,比如,2008年3月14日早上7点半回购市场开盘,早上5点保尔森和伯南克等还在开会想办法怎么能让贝尔斯登开市后不至于立即死掉(贝尔斯登账上只有2亿美元现金了)。直至此后的整个危机过程,美联储(还有财政部)的队伍一次次地面临金融系统的生死关头,度过许许多多个不眠之夜。“市场只有周末是关闭的。在雷曼公司灾难性的二季度业绩的预定公布日之前,我们已经没有几个周末可用。”

关于《房市与经济复苏法案》:总统对我们不得不接受的许多条款并不满意(坦率地说,我也是),认为签署仪式可能会令共和党众议员们不快。为了抚慰他们,总统强调说他并不愿意签署这个法案,只是在财政部长的强力推荐下不得已而为之谁来背锅,总是个问题。

保尔森很有魄力,也很善于沟通说服别人。例如接管“两房”前夕,联邦住房金融局担心因为此前刚称“两房”“资本至少可以说是充足的”就接管它颇为打脸,保尔森向局长洛克哈特指出“房利美和房地美的问题是不可能靠粉饰太平来解决的,而一次充满魄力的行动最终会让联邦住房金融局得到历史的认可

 

“旋转门”和财政部长职位

美国政府和大公司之间的“旋转门”颇受诟病。美国《滚石》杂志专栏作家马特·泰伊比高盛集团具有一种不寻常的传统——将其大量高管安插到政府和准政府机构内任职。”一说“旋转门”,很多人想的都是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但“旋转门”对社会治理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例如保尔森担任财政部长,他非常理解金融市场,善于和华尔街沟通,“对华尔街CEO们的思考方法、优点和弱点一清二楚”,为政府妥善应对金融危机发挥了重要作用)。政界商界的职位转换,有的人是主动争取,有的人是被动接受,做出选择并不一定是个容易的事,其中也有很多纠结。

保尔森在高盛年达到3830万美元,还持有价值数亿美元的高盛的股票(保尔森的父亲是个农场主,在保尔森9-10岁时,由于家境拮据,由父亲给孩子们理发,头发被剃得参差不齐。保尔森成长为亿万富翁、财政部长,也真是实现“美国梦”了),然而财政部长年只有20万美元。在保尔森犹豫是否接受出任美国财政部长的邀请时。他所请教的人几乎都不赞同他接受邀请他们说:“你是高盛的首脑。你就是老板,何必要去华盛顿?这位总统只剩下了两年半的任期,看看他有多么不受欢迎。共和党连国会都快要丢掉了。你又能做些什么?”保尔森受邀参加420日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午宴周小川对保尔森说, “我认为你应该出任财政部长。”“我不会这么做,”我简单地说,并没有谈起细节。我对他的消息之灵通甚感惊讶。“我想你会遗憾的,”周小川说,我是一个为政府工作了一辈子的人。你是一个有公共精神的人,我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有很多你可以施展拳脚的地方

我骨子里面仍有一种情结,觉得我欠我的祖国很多很多,当总统求助于我的时候却对他说不,我心有不安。我的好朋友约翰·布赖恩提醒我:生命中没有彩排。你真的想到75岁的时候再去跟别人说:我本来可以当财政部长的?”

美国政府官员入职还能和私营企业一样谈条件的。保尔森决定接受财政部长的职位后,就和总统的幕僚长乔希提了自己的要求除了担任政府的首席经济顾问和发言人,我还希望有权更换人员,带来我自己的团队,希望能像国防部长和国务卿一样随时约见总统。我还要求主持白宫的经济政策午餐会。乔希一个电话打到了身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阿尔·哈伯德的家中,确认他对此并无异议。他的确没有异议。

保尔森写道我在财政部的头几个月忙碌而又富有成效。财政部在政府决策过程中不再是个无足轻重的陪衬,只知道等待白宫发号施令。我看到这想是不是人不经意间就会高估自己,以前的财政部也不可能“无足轻重”啊。看到后面就更理解了。保尔森写道,“在我看来,财政部长几乎是内阁中最好的工作:这个角色涵盖国内和国际事务,而且美国的大多数重要问题要么是经济性质的,要么就含有很重要的经济成分。但是,财政部长的实际权力比普通百姓想象的要小得多。财政部本身主要是个决策机构,负责向总统提出经济和金融事务方面的建议,刺激经济增长,监督那些对金融系统至关重要的部门财政部长的力量来自总统所赋予他的责任、他的号召力以及他说服和影响其他内阁成员、独立监管者、国外财政官员和那些隶属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机构(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脑的能力。我决心要在财政部长的位子上有所作为。首要任务就是恢复人们对财政部的信任,这需要与布什总统建立紧密的关系,并让所有人明白我就是他的头号经济顾问。

各部门虽有职权范围,部委领导肯定会影响部委的地位。职权也是可以调整的。 尽管我把自己的角色定位得很广,我也很注意避免侵犯其他内阁部长的权力范围。我还清楚地记得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曾提醒我说,我必须对赖斯表现出适当的恭敬。她最关心的事,他说,就是美国不能有两个国务卿,一个管经济,另一个统揽其他一切。’”

 

政府决策中很难守住机密

20089月,保尔森和总统请示过,和美联储、联邦住房金融局等金融监管部门一起准备接管房利美和房地美,分别和房利美、房地美的CEO、董事等高管秘密开会协商。我们已经秘密操作了几个星期,没有泄露一丝消息,这或许创了华盛顿的一个纪录。为了避免曝光,我们在那天下午玩了一点儿小策略。我和我的立法事务助理部长凯文·弗罗默和幕僚长吉姆·威尔金森驾车前往联邦住房金融局,为了不被发现,我们没有在路边下车,而是直接进了大楼的停车场。不幸的是,本·伯南克是从正门进去的,结果《华尔街日报》的一名记者发现了他,随后在报纸的网站上发出了这个消息”“就像对房利美一样,我们要求屋里的每一个人都严守秘密。(但消息还是瞬间就泄露出去了。)开会的人也不多啊,查不到是谁泄露的?还是没去查?

开完会回家,保尔森晚上接到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打来的电话。

当我在次日清晨醒来,我们要接管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计划已经成了各大报纸的头条消息媒体为了追头条,这么迫不及待地公布国家机密合适吗?

“来到办公室后,我跟同事们讲了我跟奥巴马的谈话,他们有点惶恐。由于我被某些共和党人看成是一个‘秘密民主党人’,财政部的人总是害怕我的任何举动会被理解为对奥巴马的支持。所以我们决定,我最好还是给(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也打一个电话,这事就算扯平了。”保尔森上午就给麦凯恩打了个电话,麦凯恩让他的竞选伙伴佩林也加入了谈话。

然后,“在房地美的董事会结束之后,我接到了一个早在我意料之中的电话。由于我与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佩林通过话的消息已经传了出去,我一直在想,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乔·拜登也一定会打电话给我。果不其然,他的电话来了。”连财政部长和副总统候选人之间通个电话都尽人皆知啊。

保尔森还写道在准备总统金融市场工作组会议的过程中,财政部的人在金融市场事务助理部长托尼·瑞安的领导下就各种可能的状况作了情景分析,包括一家大银行的失败,一家投资银行的崩溃,以及油价的大幅飙升。他们原本也计划对一家像房利美这样的政府资助企业的失败以及美元的崩溃进行模拟,但最终放弃,因为他们担心消息会泄露给媒体,导致公众误以为这样的场景真的将要发生

也不知道是美国政府保守秘密的本事太差还是媒体挖掘新闻的本事太强,决策过程想保密的都保不了(甚至研究都不敢研究,怕泄漏出去),怎么可能搞个惊天大阴谋还瞒住所有人啊。所以我对一些事归为美国阴谋论的传言,真是没法相信。

 

宗教信仰的力量

宗教信仰有时真能给予人慰藉与力量。

保尔森接受财政部长的职位,除了爱国精神,宗教信仰的激励也是部分原因。我仍然难以决断。但就在前往微软大会的路上,我恍然大悟了。当我从头到尾思考过我的决定,我才发现给我带来这么多烦恼的只不过是我的恐惧。那是对失败的恐惧,对未知事物的恐惧:与一帮我从未合作过的人合作,管理一帮我从未管理过的人。

一旦我想通了这一点,我开始努力克服恐惧。我不会向恐惧屈服。我为一种谦恭精神而祈祷:人做一件事情并非出于私心,而是出于一种基本的认识——人的一生就是为了表达上帝的赐福。我始终认为人应该勇于迎接困难和挑战:这是当年我当夏令营管理员时对孩子们说的话,现在我又对自己说了一遍。对失败的恐惧究其根本是一种自私:它反映了对自我的迷恋,却忘记了一个人的力量和能力都来自神的赐予。

压力最大的候,他和妻子的对话。

“如果系统崩溃了怎么办?”我问她,“每一个人都在看着我,但我却没有答案。我真的很害怕。”“你不需要害怕,”温迪说,“你的工作就是服从上帝,那个无限心灵,你可以信赖他。”

我请她为我祈祷,也为美国祈祷,帮助我克服这股突然来袭的恐惧。她立刻引用了《提摩太书》第2章第1.7小节的话——“上帝赐予我们的不是恐惧的精神,而是力量、爱和健康思想的精神。”

这是我们两人最喜欢的小节之一。我感到舒服了很多,力量也随之恢复。带着深深的感恩之情,我打起精神回到了手头的要务中去。

 

官僚主义和既得利益总是障碍

保尔森、伯南克、盖特纳的回忆录中,都对国会满满的吐槽。国会的权力很大,从通过法案到批准财政部的支出。议员们或者囿于党争,或固守意识形态,或者为拉选票唱高调,或者因为既得利益,决策缓慢。保尔森、伯南克这些做事的人都深感推动政策出台、推动变革之难。

保尔森抱怨,当你与国会打交道,无论是什么样的问题,无论问题是大还是小,都没有快速解决方案这一说。坦率地说,除非出现危机,否则你不可能完成重要的、困难的变革,而这让阻止一场危机变得异常艰难。与立法者们有效地合作是身为财政部长的一大要务,尽管我早已知道这个差事会让人头疼,我还是低估了它让人头疼的程度。”“要说服某些人是多么困难。对这个群体的某些人来说,事实似乎无所谓”。“房利美和房地美就是两枚定时炸弹。但变革是艰难的。这两大政府资助企业在国会山拥有强大的势力,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它们有雇用(并且养肥)华盛顿那帮新老政客的悠久历史。

在有的问题上,保尔森也能理解国会。他去向国会要求授予财政部在购买“两房”证券和股权方面的自由裁量权时遇到阻挠,“我们毕竟是在索要一张史无前例的空白支票——国会对签给我们这样一张支票有所警惕也是可以理解的。”最后国会还是给予了授权(2008年7月23日通过的《房市及经济复苏法案》)。

经济政策的不易

每次政府介入,就像这次担保计划,都能造成对市场的重大扭曲。我们脚步越快,就越容易走错,就越没有时间把可能的结果考虑周详

政府每一次为某一个群体的债务充当后盾,都会给另一个群体添麻烦。对这个计划来说(政府担保了银行的债务),我们可能会对工业企业和那些并非银行控股公司的金融机构造成排挤,增加它们的融资难度。

每个人都可以发表一通演讲指出一个问题,但问题的解决靠的是辛勤工作、克服障碍,坦率地说,还要有一点,忍辱负重的精神

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长期存在的难题。特别是在危机中,出台政策要快,更容易顾此失彼。但是,首要的是解决问题,活下去(防止经济或市场崩溃等目标)。行动中即使出问题,大多时候总比不行动强,可以再纠偏。

 

监管之间的协调

在贝尔斯登事件之后,相关监管单位之间的争权夺利、相互指责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这在华盛顿是家常便饭。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继续保持团结一致是多么重要。

各部门之间仍有相当大的抵触情绪和不信任感。美国证交会主席克里斯·考克斯是个开而又合作的人,但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某些人担心他们对证券公司的监管权威会被美联储压倒。我对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充满信心,因为它在处理贝尔斯登事件的程中积极主动、富有创造力、而且一直有一种未雨绸缪的意识。
    我认为监管者们之间的合作是极其重要的。伯南克和考克斯意我的看法。他们对权势之争不感兴趣。像我一样,他们关心的是市场稳定性,希望已经深入企业内部的美联储能保护这种稳定性。

传统上,各部门之间的问题只能留给它们自己来梳理,但我在5月中旬主动召集了一次与伯南克、盖特纳、考克斯、鲍勃·斯蒂尔和戴维·内森的会议。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美联储同意起草一份谅解备忘录,制定基本规则以调现场审查工作,并加强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

“从法律上说,美联储与财政部是相互独立的。尽管我们很注意遵守这种独立性,伯南克、盖特纳和我所凝聚成的那种团队精神却使得我们可以在整个危机过程中顺畅地交流,而又不至影响美联储的独立性。

应对危机都需要各部门的合作。美国在应对金融危机中,牵头的部门还是财政部。美国财政部扮演着经济和金融体系管家的角色role as the steward of U.S. economic and financial systems,出自美国财政部网站)。1987年美国股市大崩溃后成立了总统金融市场工作组,由财政部长领导,美联储、证交会主席等都是委员。保尔森将其成员扩展,包括纽约联储、货币监理署等。在金融危机中这一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0年奥巴马签署《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创设了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FSOC),FSOC由财政部长任主席,美联储等各金融监管机构领导都是委员。中国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由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担任主任,央行行长易纲担任金融委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财政部、银保监会的领导等都是金融委的委员

 

所有的大型社会危机都是加强国家权力的,从金融危机到疫病危机。因为这时任何个体力量都不行,再强大的企业都脆弱,就像海上前的小舢板,这时只有靠国家信用国家组织力。只能危机过了再恢复常态。但千万不能把特殊状态当常态。美国因为意识形态,这些救市措施,危机过了就逐渐退出了。我们因为危机改变市场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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