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特别是高管薪酬，一直是个颇受关注的话题。2019年11月，从平安联席CEO转战友邦保险任CEO的李源祥5000万年薪新闻刷屏。2020年8月，网络热传金融业将大幅度、大面积降薪，虽然四大行集体回复没有降薪计划，但仍被认为存在降薪和薪酬分化的可能。

在国外，特别是美国，高管的天价年薪也存在争议。金融危机时美国金融机构高管薪酬曾成为一个公共话题。

一、国内外金融机构高管薪酬

表1列了2018年美国前四大银行、两大投行、两家保险公司的高管薪酬，表2列了2018年英国前四大银行和一家保险公司的高管薪酬，表3列了2018年中国三家银行和两家保险公司高管薪酬。每家机构内薪酬从高到低排序。

所列出的金融机构中，2018年，薪酬最高的是摩根大通的董事长兼CEO杰米·戴蒙，3003万美元，其次是摩根士丹利的董事长兼CEO詹姆士·戈尔曼，2817万美元。因为挂钩业绩等原因，高管们各年薪酬也变化较大，例如2017年，所列出的金融机构中薪酬最高的是美国国际集团（AIG）CEO Brian Duperreault，4309万美元。英国保诚保险2018年薪酬最高的是北美保诚的CEO Barry Lee Stowe，885万英镑，比英国四大银行的薪酬最高者还高。中国因为国有金融机构的高管限薪，所以国有和非国有金融机构薪酬差异很大。从三国情况看来，大型保险公司高管的薪酬非常有竞争力，有的高于银行。

高管年薪中经常还包括期权等以及延期支付条款，较为复杂，不完全是年薪所能反映。

二、美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

Equilar公司已经连续13年和纽约时报合作推出美国CEO年度最高薪酬200名排行榜（200 Highest-Paid CEOs），统计范围是美国营业收入10亿美元以上的上市公司。2019年5月发布了2018年榜单，前十名见表4。

2018年第一名是特斯拉公司的马斯克，22.84亿美元（不过大部分是期权的形式），第二名是发现卡公司的David M. Zaslav，1.29亿美元，第三名是Palo Alto网络公司的Nikesh Arora，1.25亿美元。第四名是甲骨文公司的（前CEO）Mark V. Hurd，第五名是甲骨文公司的（现CEO）Safra A. Catz，都是1.08亿美元。

每年前十名的变化很大，2018年和2017年前十名（见表5）没有一家公司重合。2017年前五名是博通公司、第一数据公司、Live Nation Entertainement、哥伦比亚广播公司、Liberty Media & Qurate零售集团（一家电商平台）的CEO。

2018年榜单中有5人年薪超过1亿美元，2017年有2人超过1亿美元（是2014年之后第一次出现超过1亿美元年薪）。

Equilar这个榜单上，2018年美国CEO薪酬前200名的中位数是1860万美元，比2017年的中位数上升16.4%。这个数字2017、2016年分别是14%和9%。这么高的薪酬，还在加速上升。2008年进入榜单的门槛，也就是排第200名的CEO薪酬是1450万美元，2017年是1380万美元。但是2018年上榜公司的股东回报，中位数是-5%（这可能是因为2018年末是美国股市一个低点），2017、2016年则为20%和14%。

Equilar这个榜单分析没写公司所在行业分布。看起来CEO高薪酬的公司，科技、通讯公司占比最高，金融、娱乐（时代华纳、迪士尼、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日用消费（雅诗兰黛）等行业都有。金融机构的高管薪酬似乎并没有显著高于非金融企业。Equilar还有个美国500家上市大公司CEO薪酬研究（已持续做了5年），发现医疗行业CEO薪酬中位数最高（连续5年都是），2018年为1630万美元，公用事业行业CEO薪酬中位数最低，970万美元。

Equilar的美国500家上市大公司CEO薪酬研究还发现，2014年以来，这500家公司CEO薪酬和业绩表现挂钩的部分逐渐上升，超过股票和期权，2018年500家公司CEO中87.8%的薪酬都和业绩挂钩。这应该是现在CEO们薪酬年度波动较大的原因。

据WIND，高科技企业中：2018年，微软CEO萨蒂亚·纳德拉年薪是4291万美元，谷歌年薪最高的是前谷歌云CEO黛安·格林，4750万美元（她不是公司CEO，所以未进Equilar的榜单，谷歌CEO埃里克·施密特2018年的年薪是161万美元，年末他持有谷歌股票市值2.09亿美元，2017年的年薪是473万美元），苹果CEO蒂姆·库克年薪是1568万美元（在苹果高管中排第五，年末他持有苹果股票市值约1.98亿美元）。有意思的是，纳德拉年薪最高的一年是2013年，8431万美元，2014-2017年分别为1829万美元、1769万美元、2001万美元、2584万美元。

传统企业：2018年，强生公司董事长兼CEO亚历克斯-戈尔斯基年薪2010万美元，宝洁公司董事长兼CEO大卫·泰勒年薪2050万美元，埃克森美孚董事长兼CEO伍德伦年薪1878万美元。

三、关于高管薪酬的一些研究和不同看法

赵学刚在“公司治理的法文化解释：美国与欧洲大陆之比较”一文中指出，“美国公司中CEO对公司的兴衰承担全部责任，几乎是美国公司文化的明星。也因此，美国公司会为CEO们支付昂贵的薪酬，大部分的美国公司CEO早在2000年的平均年收入为1700万美金，2001年为1550万美金，CEO的收入1980年是蓝领工人的42 倍，1990年的85 倍，2000 年的531 倍；而到2010年，大公司的CEO 平均年收入仍为普通个人的343 倍；尽管美国CEO 薪酬的三分之二来自股票期权，但是，美国公司CEO拿的是其他国家两倍甚至还多的薪酬也是事实。”“美国强调CEO的角色重要性，也和美国个人主义的文化价值有关。美国人相信组织取得的成就更多的依靠领导人的行为，而不主要是团体的努力。在一些更为强调团体文化的国家，比如德国，公司管理者比美国公司更倾向于强调团队的努力。”

由于美国这种个人主义的文化，本来美国人还比较能够接受高管的天价薪酬。但是金融危机中，风险管理失当、巨额亏损的金融机构的高管，仍然拿着高额薪酬，就激发起社会公众的怒火。研究也发现，一些金融机构的薪酬支付过于激进、偏向短期绩效，促使了过度投机行为，是危机的原因之一。在后金融危机时代，高管薪酬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受到欧美国家的普遍重视。一定程度上降低和限制薪酬，降低薪酬结构中短期年度激励比重、提升长期激励比重、增加追回调整条款，成为普遍做法。

随着美国经济复苏，公司业绩恢复，高管薪酬再度攀升。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2017年五家主要银行首席执行官的平均年薪同比增长17%，是2006年以来的最高纪录。美国智库经济政策研究所的调查显示，美国主要的350家公司的CEO和普通员工的工资差距在1989年为58比1，到了2017年已经扩大至312比1，也是金融危机后收入差距首次扩大到300倍以上。Equilar的美国CEO年度最高薪酬200名榜单公司的CEO和普通员工工资差距，2018年中位数是277：1，2017年是275：1。

摩根大通杰米·戴蒙当然认为高薪酬有合理性。他说：“在薪金制度改革上，我们面临很多压力，这些压力有来自政府的，也有来自社会的，这与经济竟争的压力相似。因此，我相信会有所改变的。对于那些工作表现杰出的人事后没有得到合理的薪酬待遇这一问题上有很多法律投诉。这有时甚至不是发生在事后。但我相信，杰出的人才总该得到优厚的报酬，将我们统统混为一谈那种大锅饭的报酬在我看来是不合理的。我具有反对政府参与企业的薪酬制度的思想，我觉得这是很荒谬的一件事儿。为什么政府不去对演员、体育明星、小商户或是医生、企业家的薪酬也进行监管?为什么他们不告诉所有人我们对于员工的薪酬?”  

曾任芝加哥大学教授、印度央行行长的拉古拉迈·拉詹在其《断层线》一书中大体还是认可金融机构高管应该有较高的薪酬。尽管“激进的薪酬政策与激进的风险原则以及在危机中糟糕的表现似乎是相关的”，但他并不赞同“以向政府官员支付薪酬的方式向银行家们支付薪酬”，因为这样做的话，“银行家们会丧失努力工作或者承担适度风险的动力。在今天的竞争激烈、快速发展的经济中，官僚化的银行家们不会是现状的改善力量。我们从银行家那里需要的是称职的风险管理，而不是完全的风险规避。”

前纽交所副总裁乔治·乌杜对金融机构的高薪酬则极力批判和反对。在他的《金融的背叛 恢复市场信心的十二项改革》一书中，第二章就是“规范薪酬制度”。看看此章里小标题，“银行家到底值什么价”“公司规模能否为薪酬提供合理性”“天价薪酬引发的怒火”等等。他写道“金融家所独占的利润比例之高，为其他行业所鲜见。因此，除非金融机构将其薪酬降至社会可接受的水平，否则恢复信任就无从谈起。金融业，只占了就业人口的10%,但是却分享了25%的薪酬，这有何道理呢?要是我们以其他各类非金融类企业中领导人的薪资估值为参照，金融高管们的贪婪就暴露无遗了。”“这种将业绩个人归因的做法是基于一种错误的设想：即相关人等的聪明才智才是企业经营活动产生利润的唯一原因。正是这一在企业界日益传播的想法，导致了如今过高薪酬的局面。也正是由于高管们为满足个人自我利益而驱动的竞争，最终令金融业毁于一旦。”“多年来，公众一直在问一个问题，可对此至今尚没有令人满意的解答，那就是：一个人的工作，怎么就能价值上亿美元?这个问题可谓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那些我们早已屡见不鲜的各种金融恶行的本质所在。对常识和价值观的违背，算得上美国最臭名远扬的‘输出品’之一。这是公司与个人间的真实冲突，而这种傲慢自大又荒唐可笑的天才决定论其实根本不值一驳。难道我们忘了，个人的表现如何，是需要取决于他所在公司的整体素质的吗?而如果没有团队精神的协助，那个人的贡献又从何谈起呢?”

四、一点思考

美国大公司高管薪酬似乎过高，而中国对国企高管的限薪走向了另一极。在限薪前的2013年，当时工行董事长姜建清的年薪只是摩根大通银行董事长戴蒙年薪的1.6%，2015年限薪后，仅为戴蒙的0.3%。2018年末，工行的资产规模是摩根大通的154%，全年利润是摩根大通的133%，工行董事长和行长的年薪（均为67.29万元人民币）还是戴蒙的0.3%。

高管们的薪酬，物有所值吗?公司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虽然公司业绩依赖公司员工的共同努力，但掌舵者和核心团队当然至关重要，有时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例如戴蒙接手摩根大通时，花旗集团市值是摩根大通的2倍多，现在摩根大通的市值是花旗的两倍多，目前位居全球市值最高的银行。2014年2月纳德拉正式接任微软CEO时，微软市值约3150亿美元，现在1.14万亿美元，是那时3.6倍（2018年11月超过苹果，在20年后重新位居全球市值第一，近期又被苹果反超）。也无法比较，如果不是他们俩担任CEO，摩根大通和微软的市值会如何；很难分析，公司业绩中，有多少应该归因于他们的贡献。但至少他们业绩出色，股东满意。而那些在任期间股价大跌的CEO，如果还拿着高薪就确实不合理了。

图1： 美国四大行市值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History of Big Four Banks of US, Freelancer, 2015.8

高管薪酬问题，本质上仍是一个平衡效率与公平、分配问题。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文版序中写道“尽管我们身处世界各地，但大家要面对同样的问题——调和经济效率、社会公平与个人自由之间的矛盾，防止全球化及贸易、金融开放带来的利益被少数人独占。”如何衡量高管的贡献，设计合理的的薪酬制度，始终是个难题。市场化决定，也未必就合理。完全脱离市场，更无从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