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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世界第一,为何小微融资难还这么突出?

支持“实体经济”(real economy)不光中国重视,很多国家亦然。其他国家有何经验教训?

“小微企业融资是世界性难题”经常被当成公理来说,真是哪个国家都没解决吗?

中国银行业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世界第一,为何“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还这么突出?

 

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形成金融和实体经济良性循环,以金融体系结构调整优化为重点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如何处理好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对一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在理论和实务界都有着长期的研究讨论。金融业具有便利支付、动员储蓄、配置资金和提供信息、管理风险、解决激励等功能。不发达的金融体系不能满足经济发展需要,而过度金融化又可能造成经济“脱实向虚”,甚至引发金融风险。受历史、文化、经济金融发展政策的影响,各国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和金融发展模式,比如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以德国、法国为代表的“莱茵模式”,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东亚模式”。研究借鉴发达国家金融和实体经济发展关系的经验与教训,将为银行业进一步提高支持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提供有益借鉴。

 

发达国家银行业支持实体经济模式各具特点

美国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代表,特点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强调效率,资本市场在融资中起着主导作用。美国银行业支持实体经济的特点:一是既重视表内存贷款业务,又通过投资银行和资产管理业务深度参与资本市场。既满足了个人和企业客户多样化的金融需求,银行也获得较高的利差收入和非息收入。2017年,美国银行业贷款占资产的比重为54%,非息收入占比为34%,美国四大行非息收入占比平均达45%。大银行非息收入中,和资本市场相关的收入占比高。如摩根大通银行资产管理费及佣金、做市和自营交易、投资银行三项收入占非息收入的69%。二是由于大企业主要通过资本市场融资,因此银行对个人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更为重视。三是在市场化原则下履行社会责任。政府在制订涉及要求银行业支持实体经济的相关法规时,如《社区再投资法》《小企业法》,注意平衡保证银行安全审慎经营与鼓励银行履行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银行则根据自己的战略定位和资源禀赋决定各项业务发展力度。高度市场化的融资体系和过度金融创新使得美国经济“从0到1”的创新活跃,但不稳定,经济金融危机时有发生。危机发生后有大量企业破产兼并,经历阵痛,但市场出清恢复快。

日本是“东亚模式”的代表,特点是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强调赶超式发展,重视动员资金实现经济赶超目标。日本在二战前以直接融资为主,二战后为迅速实现经济恢复和发展,限制资本市场,压低利率为企业提供资金,扶持银行为主的间接金融体系,在1955-1972年间,形成了银行与企业建立长期稳定、密切交易关系的主银行制度,主银行为企业提供最大的融资额,同时提供债券承销等综合金融服务,是企业最大的股东之一,向企业派遣董事或审计员等重要人员,在企业出现危机时承担救助责任。日本的主银行制为满足企业对资金的旺盛需求提供了可靠保证,是日本战后经济奇迹的重要支柱,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银企关系进入良性循环。主银行制度有利于企业开展投入大、周期长的创新,银行在投入期给予较低利率等支持,企业创新成功后银行也能分享部分收益。但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灭后,很多企业经营困难,银行还继续投入资金救助,“僵尸企业”占用资源,经济长期陷于低增长。90年代后,日本进行了多次金融改革,倡导发挥市场作用,金融体系由政府导向型向市场主导型转变,主银行制度呈现衰落之势,但仍然存在。

德国是“莱茵模式”的代表,特点是在国家制定的秩序框架下实现竞争,强调社会公平和秩序。德国全能银行分为私人银行、公共银行和合作银行三大类,还有房屋储蓄银行等特定功能银行。在金融危机前,相比其他欧洲主要国家,德国银行业发展较慢,创新不活跃,经营绩效不佳。在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中,深度参与国际资本市场的德国大型银行、州立银行受冲击较大,资产规模大幅下降,但固守地方性、传统存贷业务的地区银行、储蓄银行和信贷合作社保持了资产规模和信贷投放的稳定增长。德国有和日本类似的主银行制度,银企关系密切,能够为企业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有利于其发挥“工匠精神”并持续改进和创新。金融危机后,德国各部门的宏观杠杆率都有所下降,然而经济增长在欧盟国家中最为强劲,主要得益于德国制造业强大的核心竞争力,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实现不依赖债务扩张的内涵式增长。

三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制度设计,一个相同之处是除了商业性金融机构外,还设立了不以盈利为目的,主要落实政府意图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如德国复兴信贷银行(KfW),日本的“二行”(日本政策投资银行、日本国际协作银行)、“九库”(农林渔业金融公库、中小企业金融公库等),美国的房利美、房地美、进出口银行、商业信贷公司等。但政策性金融的存在,也面临如何解决资源配置的公平性问题。此外,三国的不同之处是美国原则上禁止银行和工商企业互相参股、控制,而日本、德国则普遍允许。

 

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经验

美国商业银行自主发放和与小企业局合作发放小微企业贷款。通常情况下,商业银行具有服务小微企业的动力,小微企业虽然风险较高,但可以通过风险定价覆盖成本,小微企业也有结算沉淀资金(如摩根大通银行2016年小企业条线平均存款余额1100亿美元,平均贷款余额220亿美元),成功的小微企业主较为富裕,约1/3的个人高端客户是小微企业主。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小企业融资难曾成为突出问题,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鼓励小企业贷款,包括颁布《小企业就业法案2010》,降低由小企业管理局(SBA)担保的小企业贷款的申请门槛、提高担保比例等。

近年来,随着经济复苏,小微企业融资已不成为社会难点问题。美国银行业单户100万美元以下的小微企业贷款,从2008年7115亿美元的高点一路下降到2013年5791亿美元的低点,此后逐渐回升至2018年6月末的6325亿美元。SBA担保的小微贷款余额则从2009财年(截至9月末)的818亿美元上升到2018财年的1331亿美元。SBA对其担保的贷款规定银行收取的利率上限。2019年1月,SBA7(a)贷款利率上限依贷款金额不同在7.75%-10.25%之间。各类金融机构较好地发挥自身优势服务小微企业。2018年,在与SBA合作的金融机构中,发放贷款额的前5名,包括富国银行、摩根大通两家大型银行,两家资产规模分别排28名和235名的中小银行,以及一家小企业金融公司。

德国建立了完善的中小企业融资体系,且企业内源融资占比高。德国搭建了以商业银行为核心,资助银行(KfW等政策性银行)和担保银行等协调配合的中小企业融资体系。很多中小企业拥有很强的竞争力,成为细分市场的“隐形冠军”,且自有资本金比率高、负债低,和银行建立了稳固的关系,因此,几乎不存在融资难的问题。据KfW调查,2015年,在德国中小企业融资中,内源融资占比53%,银行信贷占30%,资助贷款(政策性银行的优惠贷款)占11%,夹层融资、外部股权融资等占6%。而且近年来中小企业信贷业务被银行视为低风险业务,除了传统上就重视中小企业信贷业务的储蓄银行和合作银行外,大型银行也开始加大中小企业信贷投放。

日本建立了完善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通过政府支持的各地方性信用保证协会为小企业提供担保,日本金融政策公库还为信用保证协会提供信用保证保险,避免了地方性担保机构可能财力不足的问题。2008年10月至2011年3月期间,为应对金融危机,信用保证协会向符合条件的小企业提供100%的信用担保。此后恢复由金融机构承担20%、信用保证协会承担80%的风险分担机制。

三国通过良好的制度设计,商业银行和政策性机构的合作,基本解决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由于大企业主要通过资本市场融资,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多数也逐渐更加重视小企业贷款。在经济下行、金融危机时小企业更加脆弱、风险更高,这时需要政府予以提高政府担保比例等应急措施。

 

银行业更好支持实体经济的路径探索

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规模的快速增长和服务能力的提升,支持了中国经济跨越式、时空压缩式的发展,支持了企业发挥规模经济优势,“从1到N”迅速扩张,从短缺走向过剩,但宏观杠杆率快速提高,也积聚了风险。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政府提升治理能力,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企业和银行都要从外延式扩张转向内涵式发展,各方共同探索发展路径。

在坚持市场化经营方向的前提下承担社会责任。商业银行应承担社会责任,支持国家战略,服务实体经济,践行绿色金融、普惠金融。这些作用的真正发挥,需要在遵循市场化原则的前提下。金融是资源配置的工具,对社会的最大价值在于优化资源配置,而不按市场化原则,会扭曲市场、降低效率、引发套利,形成全社会性的低效率,积累形成系统性金融风险。资源配置的优化,靠充分的信息披露、有效的价格信号、灵活的进入退出机制。从银企关系的不同模式看,德国、日本的银行和企业结成过于紧密的关系有利有弊,我国需要谨慎借鉴。实际上有竞争力的企业,在银企关系中处于强势地位,银行很难成为其“主银行”垄断其金融服务,没有发展前景的“僵尸企业”,银行需要退出。主要是对有发展前景的新兴、中小企业和遇到暂时性困难的企业,银行要能够识别、加以扶植,“雪中送炭”,建立长期关系。美国银行对企业的支持更加市场化、有弹性,有利于经济转型期企业的优胜劣汰,金融资源配置到新经济、创新企业,值得我国借鉴。

发挥各类机构优势,多层次助力小微和民营企业。2018年末,我国单户授信500万元及以下的普惠口径小微贷款余额8万亿元。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已居世界第一,为何小微企业融资还难?一方面是因为经济下行压力和去杠杆政策波及,另一方面也有制度设计不够完善和执行有偏差的问题。例如,美、日、德小企业贷款都可长达10年甚至20年以上,而中国大都以短期流动资金贷款为主,使得小企业不断需要续贷、当期还款压力大(但中国小企业平均生存年限短,国外经验难以简单移植)。三国政策性机构为银行小企业贷款提供担保运行顺畅,增强了银行开展小企业贷款的积极性。我国虽然有众多地方性的政策性担保公司,但存在代偿能力不足、代偿时效性弱等问题,严重影响了银行合作的积极性,需要政府及时注入资金。还是亟需全国性的担保机构,国家融资担保基金要加快落地到位。

大中型银行由于网络和资金优势,在小微金融服务中能更好地分散风险和运用科技手段。2018年11月末,我国个人经营性贷款余额中,15家大中型银行占35%。小银行机制灵活、风险容忍度较高,地方性金融机构熟悉当地客户情况。各类银行应发挥自身优势助力小微和民营企业。

发展投行和资管等业务,参与资本市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资本市场在金融运行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从发达国家看,大企业依赖资本市场融资,居民的投资理财需求也需要由资本市场满足,商业银行通过投行、资管业务深度参与资本市场是服务实体经济的必要方式。需要在资管新规的规范下积极发展理财业务。银行参与资本市场,和传统业务之间要建立严格的防火墙,成立理财子公司是有益探索。

 

本文以《银行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国际比较和借鉴》为题发表于《中国银行业》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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