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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贷款的风险——美国大银行海外贷款的惨痛经历

据央行统计,截至2018年7月末,我国金融机构对境外贷款达3.70万亿元(折合人民币),比2013年末(1.59万亿元)增长了133%。据今年4月的报道,近三年,中资银行业机构共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相关项目近2700个,累计授信近4000亿美元,相关贷款余额约2000亿美元。

银行给其他国家贷款是否安全?我国银行海外贷款历史尚短。可以看看他国的经验教训。美国的银行曾经在海外贷款中赚得盆满钵满,也曾有惨痛的经历。

一、20世纪30年代的拉美债务违约

《摩根财团》中写道,在1921年5月的一次白宫会议上,哈丁总统告诉摩根公司的汤姆·拉蒙特和其他华尔街银行家,为了国家的利益,今后所有外国贷款都必须经国务院、财政部和商务部批准。当时美国人认为这是一次令人吃惊的政府权力的扩展,弗吉尼亚州参议员卡特·格拉斯谴责了这种侵犯银行家权力的行为。但银行家觉得也有好处。 

随着美国成为债权国,华尔街便面临如何迫使主权国家偿还债务这个永恒的问题。华盛顿似乎就是答案。随着哈丁的审查过程形成了一个概念,即政府布下了一张安全网,从很高的钢丝上掉下来的投资者都会得到保护。这一概念从未明确阐述过,但却始终存在。这种安排鼓励许多银行家去打如意算盘,使他们不去考虑一旦发生违约怎么办。这等于是不言而喻地让人们放弃对债务国的严格审查。在20世纪20年代,华尔街设想在政府的保护下进行经营,后来证明这种想法只是异想天开。但在这种想法存在的时候,它使人们都怀有一种华尔街以前从来不知道的欣喜若狂的情绪,并帮助人们编织了十年的梦想。这一梦想在1929年的崩溃中破灭了。

自19世纪初以来,拉丁美洲国家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债务危机。大量借款之后,拖欠总是接踵而来。在1931年玻利维亚成为第一个违约的拉丁美洲债务国之后,几乎每一个拉美政府都纷纷效法。在大萧条时期,除了阿根廷以外,所有的拉丁美洲国家都有外债违约行为。银行家们声称今后它们将永远不可能得到贷款。然而,年轻银行家们很容易就把这段历史忘得一干二净一代人之后又重蹈覆辙。

二、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

20世纪70年代,产油国的石油美元存入欧美国家的银行,欧美国家的银行把它贷给第三世界国家形成了国际间的资金循环。拉美国家举债过多,加上80年代初,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为抑制通货膨胀大幅提高利率,美元坚挺,美国经济衰退导致从这些国家进口减少等不利因素,使得拉美国家徘徊在违约的边缘。如果它们大规模违约,贷款损失将压垮美国众多大型银行,是美国银行业不可承受之重,美国财政部长、美联储主席、商业银行、债务国和IMF等密切合作,力图解决这一问题。

(一)石油美元与拉美贷款的开始

20世纪70年代石油景气的时候,伦敦脱颖而出,以暴风雨般的速度把欧佩克的剩余资金输入债务国家。霎时间,伦敦金融城的美国银行比华尔街还多。它们一头扎进欧洲美元银团贷款,从而形成了拉丁美洲债务危机的滥觞。  

乔治·舒尔茨在担任尼克松政府财政部长期间的最后举措之一就向第三世界贷款提供了推动力。在花旗银行总裁沃尔特·瑞斯顿的鼓动下,舒尔茨于1974年1月取消了对海外贷款长达10年的禁令。人们期待着最终废资本控制,但这一声明还是令人出乎意料。这个行动的目的在于缓解油价格飞涨对石油进口国造成的影响,它们正需要吸引外资。而美国的银行因为脱媒(大企业通过发行商业票据的方式在资本市场上融资)和不动产业务的损失,正需要寻找新的贷款发放途径。美国商业银行的海外贷款迅速增长。大额国际贷款为发起银行带来了高额的收入,放贷官员也获得了可观的奖励(以及晋升)。沃尔克写道,“比起传统贸易贷款那种为棉花运输劳神费心,或者分析一个国内制造商的资产负债表,这可容易多了,也更令人血脉贲张。”

1974年开始的7年中跨国贷款急剧增长,银行资本金比率直线下滑,引起了银行主管部门的激烈争论:对国内资产和国外资产究竟应不应该采取不同的政策?美国《国家银行法案》规定对一个借款人的贷款不得超过银行资本的10%,外国政府是否算一个借款人?在要求更低的资本标准方面瑞斯顿比谁都要求强烈,他特别声明,国家与公司不一样,不会“破产”和消失,不需要那样多的资本来支持其资产。美联储主席阿瑟·伯恩斯1976年曾召集重要的银行家,警告他们在国外有可能重蹈这些银行最近对国内房地产过度放贷的覆辙。银行家的答复是,他们比他更了解银行业务。70年代末,眼看就要触及10%的集中度上限,1977-1981年间担任货币监理署署长的约翰·海曼牵头制订了规则:如果一个政府性组织,比如墨西哥的国有石油公司,在国内有独立的融资渠道,美国的银行可将之视为10%的墨西哥贷款限额以外的独立借款者,即便这家公司的借款也是由中央政府担保的。这种做法缓解了压力,突然之间,墨西哥和巴西可以将来自美国的银行的借款,分摊到多个实体上以规避限制。

虽然一直声称“国家无破产”观点,但实际上花旗很清楚地知道国别贷款风险是不同的。1974年5月,花旗聘请前IMF专家欧文·弗里德曼博士组建并负责国家风险评估部,最基本的一条就是他在IMF和世界银行怎么做,在花旗就怎么做。国家风险分析实质上由三部分组成。它包括:主权国风险研究,亦即国家履行责任的能力;转账风险研究,亦即一国用美元还债能力的研究;政治风险研究,亦即危及还债的政治动荡可能性的研究。弗里德曼负责的部门试图寻找一个国家经济条件恶化的主要警戒信号:该国的外部经济形势;长期的经常项目赤字尤其标志着该国将资金枯竭。他们认识到没有什么比货币定值过高更易于导致一国资金的外流,于是重新考察了各国的汇率政策,发展中国家通常保持固定汇率,这种汇率既不反映国家的真实经济状况,也不反映货币的真正价值。

在上几代人中,罗斯柴尔德、巴林和摩根向拉丁美洲提供贷款都是通过发行大量债券进行的,风险由成千上万的小额投资者分担(据估计,在20世纪30年代约有50万美国人持有分文不值的外国债券,无法脱手)。相比之下,现代的拉丁美洲贷款都采用银行债务的形式,风险集中在银行系统。像摩根担保公司和花旗银行等这些大银团管理者,为组织一笔贷款所必须联合的银行可达200家之多。如果这样做分散了风险,那么参与者的数量制造了一种虚假的安全感。

由于银团贷款有美国大银行带头,所以几千家美国和外国小银行相信他们的钱很安全,在联合贷款中所占比例很小的小银行因此觉得它们不可能遇到麻烦。而且,参加的银行只需签个名就行了

尽管国家风险评估部勤勉工作,试图科学地控制花旗银行的贷款额,但至少有一个变量在本质上不受控制:其他美国银行具有追随花旗银行扩展的爱好。花旗银行可能确定了一国外债不应超过,比如说5亿美元,并在此基础上联合摩根银行开展了2亿美元的联合贷款业务。然后各种各样的银行也突然宣布加入联合贷款行列。债务国自身则很高兴利用银行界这种业务集中的天性。一旦花旗银行首先把某国或某公司带进市场,在一笔联合贷款业务中获取了丰厚的利润,全世界的银行就都会带着更多的资金加入进来,刺激对该国或该公司的总贷款额的大幅度上升,大大超出花旗银行当初确定的健康运行标准。

随着主权借贷与国内借贷的分开和一味地追求利润,许多在本行业的禁忌和从失败的贷款业务中所吸取的教训都被遗忘得一干二净了。在贷款给政府时,各银行放松了他们在贷款给私营公司时所拥有的控制权。在对私营机构发放贷款时,银行可以制定苛刻的契约,比如限制资产负债率,或合理测定是否有足够现金流入以偿付债务。然而,银行加入主权国贷款的行列时,这样做就不可能了。当银行向政府或向政府主办的工程贷款时,银行就不可能指定款项用途或决定款项使用方式了。

美国大银行很信赖政府的担保。只要政府同意担保,银行就不再作贷款可行性研究了。一位银行律师说:“他们以为有了政府担保,就觉得万事大吉了。”这种政府担保可能只有对像世界银行那样的机构管用,因为世界银行最终肯定会得到偿还的,而其他商业银行却不一定。

(二)危机的爆发

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未偿还外债激增,从1972年的1250亿美元飙升到1982年的8000亿美元。1980年时美国的银行就持有这些银行贷款的40%。美国对不发达国家的贷款高度集中在几家为数不多的大型银行手中,24家银行就掌握其中超过五分之四的贷款。他们]的发展中国家贷款构成其海外贷款的十分之一,累积起来共占其资本基础的180%。截至1980年,9家最大的银行在不发达国家进行的风险性投资已经占其资本的204%。

1982年4月2日,阿根廷为夺回南美大陆南端的马岛(福克兰群岛)主权对英国进行突袭,史称英阿马岛战争。进攻之日,阿根廷已是第三世界债务国中借款最多的国家之一了,其外债总额达400亿美元,包括欠美国银行90亿美元的贷款债务。除了纽约制造商汉诺威信托公司、花旗银行和摩根担保银行之外,阿根廷的主要债权人包括英国的威斯敏斯特国民银行和劳埃德银行。阿根廷海军进攻了英国领地的消息是银行家们,尤其是英国银行家们最不想听到的。英国政府冻结了阿根廷在英国的约10亿美元的财产令阿根廷堪堪避免了债务违约。欧洲银行作为一个整体不久就停止向阿根廷贷款了。阿根廷作为国家利用全球债务市场筹资的能力一下子被消减为零。也许是第一次,阿根廷信贷风险较高的坏名声开始超过其他拉美债务国了。

对于早已困难重重的墨西哥来讲,马岛之战尤如在一桶汽油中投入了一根火柴。到1982年5、6月份,墨西哥经济衰退的其他征兆已显露出来了。对于敏锐的观察者来讲,这些征兆可一眼看出。墨西哥人正试图在全世界任何可以找到钱的地方借钱。美林银行的投资银行家们克服重重困难,发行了一亿美元的墨西哥债券,其票息达到了创历史记录的18.5%。1982年4月,墨西哥最大公司阿尔法工业集团公司宣布其无力按时偿还230亿美元的银行贷款,美国的银行只好同意继续出资帮助这家公司重组(花旗银行和伊利诺伊大陆银行再次向其抛出1亿美元贷款)。1982年8月,墨西哥宣布它不能履行870亿美元外债的还本付息,此举使所有拉丁美洲国家的形象黯然失色。1982年8月至1984年2月,美国的银行贷给墨西哥的200亿美元即将到期。从8月23日开始,仅3个月左右的时间,墨西哥得偿还80多亿美元的债务。尽管墨西哥一直努力支付利息,但光利息已超出了墨西哥的流动储备额,因此墨西哥根本没有能力再去偿付本金。更糟糕的是,墨西哥和其他不发达国家一样,甚至都不知道他们究竟借了多少钱。

美国财政部部长唐纳德·里甘、副部长蒂姆·麦克纳马尔和日本、英国、瑞士中央银行的行长们筹集起一笔总额为40亿美元的一揽子救助资金,其中包括美国购买墨西哥石油的预付款10亿美元,中央银行各种信贷15亿美元,美国用于食品进口的10亿美元信贷。美国政府还要求IMF提供10亿美元的新贷款,并对10亿美元的到期债务进行展期。

美国财政部长唐纳德·里甘想让商业银行和官方机构去解决这个问题,里甘反对为解决这次危机增加IMF资本总额的建议。美国财政部官员想确保运往墨西哥的资金只被用于基本建设,而不是用于偿还商业银行的借款。如果那样的话,墨西哥援救看上去就像一次纳税人救助不谨慎的大商业银行的行动了,很显然,他们对这一点十分害怕。

1982年9月14日,花旗银行瑞斯顿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与灾难奋争的银行业》一文,其中写道“如果一个国家采取旨在长期解决其国际收支平衡问题的政策的话,它就会发现几乎总可以找到为其投资的项目及任何暂时收支差距融资的渠道。然后,如果调整政策时不显示任何可以预见的长期解决办法,就不会有人愿意为其融资,但国家是不会破产的。”其他的银行家,包括花旗银行内部一些人都觉得“国家无破产”这种观点是一种听上去很合理的口号。但国际金融界的那些学究和天才们却抓住这个机会奚落瑞斯顿。他们调侃说:“国家不会破产,但给这些国家贷款的银行会破产。”9月28日,瑞斯顿的朋友们在《华尔街日报》的社论版上,对他的观点又做出了新的解释:“主权国家永远不会消亡,有的只是政权更迭。”瑞斯顿向里根总统保证:“尽管问题严重,但是可以扭转的。金融体系不会垮的,有人会受到伤害,但此时非世界的末日。”瑞斯顿还讲到,没有一家银行会因此(拉美债务危机)而破产,但许多银行却会因为被人们看好的美国房地产业而破产。沃尔克在总结拉美金融危机时认为,国家偿付能力这个概念是非常微妙的。瑞斯顿“国家无破产”的观点与实际不符,因为多年来已出现了多起主权债务违约。但也没错,“国家没有有效的资产负债表,而且除了最极端的情况,重要的是一个政府偿付的意愿,而不在于它的偿付能力。但即使抛开政治考虑,破产与缺乏流动性之间的差别,在教科书中要比现实世界中更容易分得清。做了一段时间的中央银行行长之后,我无法确定我是否曾见过一个纯粹的流动性问题。通常,重大的流动性问题因某种偿付能力问题引起,否则就不会缺少有意愿的放贷人。如果你的信用无懈可击,你几乎总能筹集到资金并顺利运营。”

大通银行的董事长布切尔说:“我希望他们(那些债务国)破产”。他说,那时债权人就可以让法庭去依法查封一个国家的资产了。此时,联邦储备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银行通过法律手段收回其海外债务的希望几乎是不存在的。事实上,在各银行争相要求兑现利息,无限期推迟债务回收问题的时候,这种回收债务或依法扣压抵押的想法已经被人们抛弃了。

对外贷款和对内贷款的一个主要区别是:当外国借款人(无论是一家政府机构还是一家私营公司)拖欠债款时,放贷者几乎不可能在那个国家领土上强制执行贷款契约和担保协定。放贷者只能在那个国家以外的地方冻结该国所有的资产。

前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说:“最初联邦政府鼓励循环贷款给发展中国家。后来,情况变糟时,美国政府告诉金融界,那些不谨慎的银行家们放出了所有这些不良债务,现在你们必须自己承担处理它的重任。我认为这是一个可悲的讽刺。”

在向拉美国家贷款时,花旗银行一直鼓励向那些大的私营公司贷款。在花旗银行超过500亿美元的跨国借贷中只有一小部分是借给主权国家的;大部分资金都借给了那些从事商业活动的政府或私营借贷者,其中超过1/3的贷款给了像美国跨国公司在国外的子公司那样信誉好的私营部门。相反,欧洲和日本银行以及像曼尼汉尼这样的美国银行,则相信通过向政府贷款或收取担保费,它们将不会有什么风险。但现在这些似乎很不错的种种做法都是大同小异了,每家银行,不论它们的资金是贷给腐败的国有公司,还是贷给私营商社,都被捆在同一条船上了。

墨西哥、巴西、阿根廷三个国家的外债总额已接近2000亿美元。现在被人们称作“墨巴阿”问题。假如这三个国家是一个具有不良债务记录的大公司的话,花旗银行及美国金融体系就会全军覆没。美国金融当局担心墨巴阿可能同时宣布违约,这样就会迫使债权人把他们的贷款都归入不良贷款类。“让这样的事同时发生在十几家主要的国际银行身上,将会引发一种极度的信贷收缩,进而导致严重的经济衰退以及一切可以想像得出的全球性经济萧条。”比无法偿债更令人感到可耻的是,拉美有的财政部长大言不惭地威胁美国,要对其债务违约,尽管他们明知那样做等于经济自杀。

在美联储主席沃尔克和IMF总裁雅克·德拉罗西埃的压力下,墨西哥在1982年11月宣布它和IMF已达成协议,削减其赤字及国外债务。惟一的好消息是墨西哥实施了廉政的具体方案,10 月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召开的会议上,德拉罗西埃又给银行家们带来了坏消息:在IMF出资之前,商业银行仍须拿出50亿美元的新资金,这等于现在风险总额的7%,并且要求他们在12月15日前将资金到位。作为这项总额为83亿美元的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商业银行还得延期13亿美元的债务,美国和其他政府将拿出20亿美元的资金。沃尔克还向美国银行家承诺新的贷款将一视同仁。实际上,商业银行是在再次以新贷款来换取旧贷款的利息。德拉罗西埃讲得很清楚,除非商业银行参加,否则它们将什么都得不到。在这次与商业银行的争执中,沃尔克站在了德拉罗西埃一边。他后来把德拉罗西埃比作是他的“同一战壕里的战友”。

在借债给墨西哥的500多家商业银行中,有170家是美国银行。其中花旗银行的债务额为32.7亿美元。在出资协议签署之后,花旗银行不得不拿出最多的资金。花旗银行知道,它必须加入到这一行列,而且不得不劝说其他银行也这样做。然而,这毕竟不是什么慈善活动,花旗银行愿意提供新的资金,但它坚持以向墨西哥收取更高的手续费用作为交换条件。在联邦储备委员会召开的那次会议上,IMF新的能动性开始显露出来了。德拉罗西埃与以往作法截然不同,这一次来了个先斩后奏,他向人们放出话,他不会参与银行及债务国之间谈判的细节,并且让人们知道,只有在大部分融资到位之后IMF才会出资。这一要求的结果是促成银行间高度的团结,他们就新贷款如何在彼此间公平分配进行了冗长的谈判。

据一位银行家讲,摩根银行曾打算注销其拉美债务,把这事一笔了结。但它担心这样做会迫使曼尼汉尼和化学银行也不得不采取同样的措施。一位银行家说:“于是,注销债务的做法就被推迟了,为的是使曼尼汉尼和化学银行不至于破产。”其他银行,尤其是那些美国地区性银行和较小的欧洲银行,都想从整个混乱中撤出来。他们当中的许多家银行已做好准备,即便是以更大的折扣,也要甩掉欠发达国家债务这个包袱。于是便导致了不发达国家债务交易市场的形成。对于瑞斯顿的花旗银行和其他一些甚至更脆弱的金融机构来说,这种形势的出现会导致更大的困境和惊慌。这样做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如果交易商们每天都对巴西、墨西哥或波利维亚的贷款进行调整的话,银行家们就很难再维持这些贷款的账面价值了。据交易商们讲,当花旗银行开始打折出售其不发达国家债务时,一些高级经理曾试图停止这项业务。据库金斯基讲,1983年到1986年间,出售的不发达国家债务达200亿美元。

后来,花旗银行又强硬地提出在债务重组协议中加入债务股本互换(债转股)的条件。通过债务股本互换,银行可以打折出售其债务,以换取在政府实体或当地企业的股本。各银行都喜欢采用这种做法,这不是因为它会给它们带来投资机会,而是因为它能提供一条撤出的途径。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对其国有公司进行私有化时,债务股本互换的方式变得越来越受人欢迎了。但是,根据一位前美国政府官员指出,对于一家地区性银行,获得一家阿根廷公司的股权是“不得已的办法”。

到1983年3月23日,墨西哥得到了它要求的50亿美元新资金。还需要签署的是200亿美元债务重组的交易。但随着马德里·赫塔多的上台和IMF计划的实施,墨西哥的形势开始好转了。汇率开始上升,国际收支出乎意料地好,政治上的反应也非常小。

委内瑞拉的问题没有像其他拉美国家的问题那样被外界大肆宣传,但以百分比计算,其债务是花旗银行风险率最高的贷款。从1983年1月开始,花旗银行注销掉了其将近一半的债务。但花旗银行在委内瑞拉碰到的最大挫折也许是它在那儿遇到的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强硬态度。这件事戏剧性地说明了花旗银行对第三世界的不良贷款实际上是贷给了美国跨国公司的子公司。花旗银行曾给那里的一家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贷过一笔款。由于通用电气公司忘记了为其债务套期保值。在委内瑞拉货币贬值之后,它欠花旗银行的钱的数目就更大了。尽管瑞斯顿是通用电气公司的董事会成员,这家巨型制造商还是拒绝偿还花旗银行的贷款。花旗银行在给诸如通用电气、通用汽车这样的美国公司的子公司贷出美元贷款时,没有同这些公司就其母公司偿还贷款责任一事达成一致看法。这些母公司想避免担保,因为这会影响到它们的资产负债表。在某些情况下,花旗银行收到的只是一封安慰信,而不是美国母公司的担保函。据汉斯安格缪勒回忆,这封信上只说:“这是我们的子公司,我们不会让我们的子公司破产,但这不是正式担保。”银行从这些信笺上得不到任何“安慰”。这只不过是债权人在那些自己不准备还债或甚至允许其当地公司不偿还债务的国家面前无可奈何的另一个例子。

瑞斯顿呼吁美国通过IMF配额法案。这个法案的结果实际上是援救了像花旗银行这样的大银行。在这项方案中,IMF的贷款权力将从660亿美元增加到1000亿美元,其中美国须增资84亿美元。当里根政府要求通过这项增资法案时,自由派和保守派都表示了同样的愤怒。他们称其为一次对大银行们的援救。有些批评家甚至指责,大银行们之所以敢于这样贷款,是因为知道政府永远不会让一家大银行破产的。瑞斯顿说:“指责我们因为知道政府会救助我们而在贷款时不谨慎是毫无道理的。人类的基本动机是追求卓越与完美,而不是把事情做坏以期别人救助。”

不过,拉丁美洲债务危机还是毁掉了很多参与贷款的银行人员前途。据一位国际银行家估计,至少有50名高级国际银行家因此而前途毁灭。而为此患心脏病、精神分裂及婚姻破裂的人就更多了。

1984年6月,在IMF组织会议上的发言中,瑞斯顿近乎承认他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发生在许多不发达国家的贷款技术问题是缺乏股本。”他说,“以债务融资的比例太大,股本投资的比例太小。在许多国家决定这类事情既要考虑经济又要考虑政治,这是由国家政策决定的。认识到这些国家把外国资本等同于剥削,这就是马后炮了。我们的银行家们和许多其他人一起,犯了一个错误,没有认识到这种结构的严重缺陷。当世界范围内发生经济衰退时,这种债务结构的严重缺陷就会显而易见了。”

)拉美债务危机的解决

1984年瑞斯顿宣布由里德接任花旗银行后,里德请教曾任花旗银行主席的乔治·摩尔如何处理第三世界国家债务问题,摩尔回答说,这是在玩轮盘赌游戏,花旗银行承受不了这种做法。它应该增加资本金的数额。尽管有债务危机,摩尔仍坚信,下一年,巴西的增长速度会是日本和美国的两倍,通过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债务转成股本以及IMF和世界银行的干预措施,这个问题最终是会解决的。事实也差不多是如此。沃尔克则认为,大规模的国际贷款,如果要做,就应该由银团来做,如果糟到不能再糟,银行还能够在共同利益的前提下合作进行债务重组,比20世纪2、30年代大量分散的外国债券持有者无法协调要好。

在债务问题的处理上,拉美国家和发达国家开展了一场控制权的拉据战。

时任美国总统的里根为了缓解美国与拉美债务国家之间的关系,特地对拉美国家地区进行了出访和协商。里根总统不但同意继续为拉美国家进行贷款援助,而且还同意与拉美国家一起同心协力解决债务危机,继续保持美国在拉美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战略利益。

1985年美国财政部部长詹姆斯·贝克提出“美国关于发展中国家持续增长的计划”,被称为贝克计划。其主要内容是:债务国应在国际金融机构的监督与支持下,采取综合的宏观管理和结构调整政策,促进经济增长,平衡国际收支,降低通货膨胀率;IMF继续发挥中心作用,与多边开发银行协力增长并提供更有效的结构性和部门调整贷款,对采取“以市场为导向”的债务国给予金融上的支持;以美国商业银行为主,联合其他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在1986—1988年向15个重债国提供200亿美元贷款,由官方机构提供90亿美元的贷款。但因为资金不到位及具体实施中存在很多问题,贝克计划未取得成功。

1989年,美国又提出了布雷迪计划用于解决债务危机。布雷迪计划的核心是通过有序的债务减免计划来最终解决拉美债务危机,该计划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拉美国家以债务资本化为主要形式的减债要求。具体内容包括: 将拉美国家外债减免700亿美元,由IMF和世界银行建立一个金额为300亿美元的特别基金,为拉美国家的剩余外债提供担保。拉美债务危机逐步有所化解。

由于拉美债务危机,20世纪80年代,就经济增长和价格稳定而言,对拉美国家是失去的十年。沃尔克认为,即便考虑了所有的痛苦,影响不完全是消极的。“20世纪90年代伊始,墨西哥、智利、哥伦比亚、委内瑞拉,甚至包括阿根廷,一批曾明显缺乏潜力的重要国家,进入了发展阶段。它们的治国理念、经济政策,甚至它们的政治体系,对其固守了数十年的僵化模式来了个彻底地改变。”“整个债务危机过程中,一个有趣的方面是持续趋向更多民主、更多的政治和经济开放的潮流,以及趋向与工业化国家,尤其是与美国建立更好关系的潮流。”“我认为无法证明,但似乎对大多数资深观察人士都显而易见的是,债务危机的痛苦经历,为拉美领导人重新思考其旧模式、确定更有前途的新方向,提供了必要的冲击。当然,成功与否并不确定。有一两个国家曾经在摸索解决债务问题的过程中,出现过成功的假象。巴西是最大的拉丁美洲国家,也是历史上最具活力的国家——他们常说的上帝特别眷顾的国家。十年的债务牵绊后,巴西似乎陷入了迷途的危局,困顿于通货膨胀、停滞以及不自然的悲观情绪。”的确,拉美国家在是否趋向民主、开放、和美国建立更好关系上时有反复。例如委内瑞拉查韦斯和他的继任者马杜罗奉行拉美民族主义和反美主义,又将委内瑞拉拖入经济崩溃和恶性通胀。

三、国家信用的历史差异很大

《摩根财团》中写了朱尼厄斯·摩根(皮尔庞特·摩根之父)发家史上一个重要事件,他在1870年冒险向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临时政府融资(普法战争战败导致法兰西第二帝国倒台),牵头辛迪加发债,当时就以85点出售债券,反映人们预期的法国政府的巨大风险,1871年又发生巴黎公社革命,债券从80点降到55点,朱尼厄斯不顾一切地购买债券扶稳价格。战败的法国政府不仅没有像俾斯麦预言的那样拒还贷款,而且在1873年就按债券面值100提前偿还了债券。朱尼厄斯净赚150万英镑,也跻身于政府融资的前列,一跃成为伦敦金融界巨子。他说他研究了自1789年以来的十二届法国政府,“没有一届政府曾经否认或怀疑其他任何一届政府所签合同中任何一项金融义务的效力。法国一贯的金融信誉是不会被破坏的。”虽然法国人爱革命,政府换得勤,但居然大都认上届政府的账,契约精神还是比较强的。

当然,也不是现在的发达国家历史上就没有过外债违约,信用好坏(偿债能力强弱)不仅是契约精神的问题,也是因经济实力而变化的。19世纪早期,欧洲人在美国大量投资,美国也经常出现拖欠。1835年,美国一些州政府由于在铁路、运河、公路等基础设施上投资太多,对它们在伦敦发行的债券无法按时支付利息。但在美国国力强盛后,成为全球信用最好的国家。一些欧洲国家现在经济衰退,也出现债务违约的危机。

Kenneth Rogoff(2018)研究了66个国家长达8个世纪债务危机和违约的历史,发现虽然拉丁美洲的违约问题一直是人们研究最多的,但事实上,外部主权违约曾出现在非洲、亚洲、欧洲等所有地区。

发达国家早期违约历史(次数)

国家/年份

1501-1800

1801-1900

澳大利亚

n.a.

5

法国

8

1

希腊

n.a.

4

德国

1

5

葡萄牙

1

5

西班牙

6

7

来源:Kenneth Rogoff(2018)

四、决定银行海外贷款供求的其他因素

为何美国的银行给拉美投放大量贷款?不仅是因为地缘接近。《沃尔特·瑞斯顿与花旗银行》里生动地写道,70年代时,银行家们认为,拉丁美洲是个天赐之地,尤其在与花旗银行海外帝国的其他地区相比时更是如此。欧洲一直是个很难做生意的小地方。瑞士“简直把我们都快剁成肉酱了”。在法国,对于一家美国银行来说,想赚钱也很难,因为法国银行为政府所拥有,而且不在乎是否能赚取利润。德国银行与它们的工业界客户的关系是铁板一块,这就减少了外国银行进入共同市场的机会。而意大利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紧急援助的主要候选人。银行家对韩国的担心要更甚于巴西、墨西哥或阿根廷。而日本是个棘手的市场。但是,花旗银行认为它了解拉丁美洲就像了解帕克大街号的楼房平面图一样清楚,尤其是巴西,它现在是一片充满机会、乐观与热情的土地。银行家要贷款给巴西,不需要太多的理由。带着或不带着妻子到里约热内卢旅行要比在隆冬季节跋涉到克利夫兰有更大的吸引力

从借款人一方看,沃尔克指出“热衷并渴求增长是人类本性。如果获得贷款易如反掌,你多半会用它,有时甚至违背自己更为审慎的既有判断。对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总统或财政部部长来说,20世纪70年代的国际银行信贷模式,就像是收到了信封里的一个信用卡——在授信额度的量级上多了三个或四个零。而一个不幸的事实是,军事需要,甚至当地项目推进过程中的小规模贪腐,为获取贷款提供了额外动机。”“贯穿1982年上半年的问题,并非墨西哥是否正面临危机,而是如何应对危机。一个民粹主义的政府,一再拒绝放缓其经济增长;银行信贷的唾手可得,意味着该政府也看不到放缓增长的必要性。”

花旗在不发达国家的经历也不都那么惨痛。1971年阿连德将花旗银行分行国有化时,智利政府承诺偿还这笔资金,并于1973年履行了诺言,1974年,曾在1961年将花旗银行赶出国门的埃及,也同意包括花旗在内的四家美国银行重新在本国开展业务。后来,智利也仿效了这一做法。实际上,埃及和智利强化了瑞斯顿的信念:即这些误入歧途的国家终将重新加入到经济主流中来。自1967年以来,由于花旗银行参与了巴西经济高速增长并从中获利。花旗对巴西的感情更为深厚。据时任化学银行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的麦克吉利卡迪讲,许多人忘记了花旗银行在跨国贷款上的诸多成功,都是因为它在像巴西这类国家按照当地的方式开设了分行。除了大通银行和波士顿第一国民银行之外,还没有别的银行与拉美国家有过这么亲密的关系。花旗在不少国家取得了外资银行中独一无二的地位。例如1973年,花旗是唯一一家在沙特阿拉伯设有分行的美国银行。

五、从美国历史看银行的海外贷款

过去我国研究拉美债务危机的文章不少,大多把我们摆在拉美国家的位置上,主要研究怎么防范出现外债危机,很少从贷款人的角度考虑如何对待海外贷款债权、违约后如何处理。从美国的情况看,海外贷款不仅没有“国家无破产”的神话,违约频频出现,而且“通过法律手段收回其海外债务的希望几乎是不存在的”,追讨比本国贷款更难。

美国的商业银行更多是出于海外贷款利差更高等商业化因素去发放贷款的,也曾从中获利丰厚。银行到其他发达国家开展业务,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而不发达国家可能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更高的贷款利率,超额利润是吸引美国的银行走向海外、愿意承担更高风险的原因,但有时不发达国家政局或经济金融体系动荡形成系统性风险,形成的风险足以毁灭之前的利润。或者“一个国家的政治形势一夜之间就可能变化,从而改变它的经济前景和偿还借款的信心与能力”,或者是不断攀升的外债在某种内外部环境变化下达到违约的临界点。一旦外国政府出现偿债危机,其化解需要较长的时间。

总体上看,美国政府在解决本国银行面临的大规模的其他国家债务违约时倾向于通过IMF和世界银行去协调和提出经济政策要求,组织商业银行更多发挥市场化力量去谈判协商解决问题,但也通过向IMF出资等方式来协助解决债务危机。拉美国家总体上还是放眼未来,尽可能与债权人合作,采取了较为配合甚至非常配合的态度。例如墨西哥1982年债务危机出现后搭建由埃尔索格任财政部部长、曼塞拉任墨西哥央行行长的新的财经班子,沃尔克评价他们绝对是一流的,他俩每月一次到华盛顿向IMF、世界银行、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汇报形势、沟通对策。IMF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沃尔克称IMF总裁德拉罗西埃“在债务国和银行之间扮演的角色,很像一个置身于国际大舞台的破产法官。这是一个没有明确章法或实践可循的领域,所以他不得不摸索着制定新规则。”美国对IMF、世界银行、债务国有强大的话语权、协调能力,不激起这些债务国的怨恨反而使其能够接受债务重组、经济改革的要求,是其能最后化解债务危机的成功之道。

穆迪、标普和惠誉的主权信用评级,就是对一国中央政府作为债务人履行偿债责任的信用意愿与信用能力的一种判断。按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国银监会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对评级不同的国家采用不同的风险权重。《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规定的表内资产风险权重,将对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债权分为0、20%、50%、100%、150%五档,最低的对评级AA-(含AA-)以上的国家或地区的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债权风险权重是0,最高的对评级B-以下的国家或地区的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债权风险权重是150%。对本国一般企业的债权是100%。可见对评级低的国家政府,认为其风险大于国内一般企业。

我国银行对“一带一路”国家的贷款和其他投资在不断增多,需要特别关注主权债务风险。

 

资料来源:

1.《沃尔特·瑞斯顿与花旗银行——美国金融霸权的兴衰》,菲利普·L·茨威格著,美国1996年版,孙郁根等译,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

2.《摩根财团——美国一代银行王朝和现代金融业的崛起(1838~1990)》,罗恩·彻诺著,美国1990年版,金立群校译,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

3.《时运变迁》,保罗·沃尔克、行天丰雄著,美国1992年版,于杰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

4.《美联储》,威廉·格雷德著,美国1987年版,耿丹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3年版。

5.《拉美国家债务危机的经验教训分析及启示》,惠争勤,《北京金融评论》2014年3月。

6.《从跨国历史的角度来看债务和金融危机》,Kenneth Rogoff,在诺贝尔货币与银行专题研讨会2018年5月16日的发言,微信公众号“金融监管与风险观察”2018年8月29日发布。 

相关历史主要从书中摘录,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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