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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中谁吃亏,谁占便宜?

国际贸易中,谁吃了亏,谁占了便宜?自中美贸易摩擦以来,这成为一个热议的问题。很多人义愤填膺地认为,中国人民辛辛苦苦,消耗了大量资源甚至损害了中国的生态环境,让美国人用上了中国廉价的产品,你们居然还觉得吃了亏?都是自由贸易,我们又没逼你们买。

这个问题,各国有各自的立场和角度。从经济学角度,静态局部看国际贸易的福利影响并不复杂,但从动态、全局看,的确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经典文学作品

重温一下叶圣陶《多收了三五斗》:

“先生冷笑着,‘你们不粜,人家就饿死了么?各处地方多的是洋米,洋面,头几批还没吃完,外洋大轮船又有几批运来了。’

“洋肥皂用完了,须得买十块八块回去。洋火也要带几匣。洋油向挑着担子到村里去的小贩买,十个铜板只有这么一小瓢,太吃亏了;如果几家人家合买一听分来用,就便宜得多。陈列在橱窗里的花花绿绿的洋布听说只要八分半一尺,女人早已眼红了好久。

社会科学家在各种杂志上发表论文,从统计,从学理,提出粮食过剩之说简直是笑话;‘谷贱伤农’也未必然,谷即使不贱,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双重压迫之下,农也得伤。”

百度百科里写的此文社会背景:“20世纪30年代初,洋米洋面充斥中国市场,米价大幅度下跌,使广大产米区失去了销纳的场所,农民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之下,已经濒于破产。”

此文里写的,洋米洋面洋油,是西方农产品,洋布,是西方工业品,都比中国自己产的质优价廉。但那时中国可没觉得帝国主义靠船坚炮利打开国门强行开展的国际贸易给我们带来的是好处。

国际贸易数据

回顾历史,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曾在1816年至1930年的一百多年里,除9年为货物贸易逆差,其他年份全部是顺差。英国的工业革命,就是发端于棉纺织业的技术革新,英国是那时的“世界工厂”。美国则在1874-1970年的近百年间基本保持货物贸易顺差,仅2年为逆差。但伴随着两国制造业占比下降,逐渐都成为逆差国。据贸发会议(UNCTAD)数据,货物贸易方面,英国从1948年到2017年历年均为逆差,美国从1971年后除1975年外历年均为逆差。德国从1951年到2017年历年均为顺差,日本从1981年到2017年,除2011-2015年之外(由于2011年福岛地震、日元升值等原因),历年均为顺差,中国从1994年到2017年历年均为顺差。不过在服务贸易方面则相反,1992年以来,中、德、日均为逆差,美、英均为顺差。

2017年,全球前五大经济体的货物贸易情况,中、德、日为世界排名前三的顺差国,美、英则是世界最大的两个逆差国。英、美似乎遵循了“先进先出”的规律,先成为最大顺差国,又先成为最大逆差国,从最初的制造业大国变为服务业大国、金融强国。全球金融中心的第一、二名,多年来伦敦、纽约交替。美国更是全球创新第一大国,牢牢掌握价值链最高端。

国际贸易福利分析

国际贸易理论有很多,从斯密绝对优势理论、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等国际贸易传统理论,到H—O模型、产品生命周期学说、产业内贸易理论、政策贸易理论等现代当代理论,各有其解释力,任何一本国际贸易教科书里都有,此处不赘。李斯特的幼稚产业保护理论还是有道理的,在《多收了三五斗》描写的那时代,中国的工业农业在工业化国家面前全都是幼稚产业,没有保护能不给打得稀里哗啦吗。

教科书里这个小国(指进口不影响世界产品价格)进口关税局部均衡分析图,是对各方福利影响非常简洁清晰的一个描述。

Pe、Qe是封闭条件下的均衡价格和生产量也即消费量,Pw是自由贸易下的价格,Pt是征收关税后的价格。进口增加了消费者剩余,降低了生产者剩余,征收关税则比自由贸易下降低了消费者剩余,提高了生产者剩余,降低的消费者剩余中,PwPtAB为生产者获得,Q3Q4PwPt(即ACFE’’)是政府税收,ABC和FE’E’’是净损失。所以说征收关税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也没错,但同时也降低了出口国的生产者剩余。

图:小国进口关税局部均衡分析

不过这只是局部均衡分析。如果通过征收关税,使本国生产者扩大了生产,就可以增雇工人,工人可以增加消费,进一步带动社会需求、扩大其他产品的生产。所以有可能最终弥补本国福利损失而有余。但也可能遭到对方报复,本国的出口也减少。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前正是如此,各国竞相抬高关税。

而且这也只是静态分析,虽然进口影响了本国的生产者,造成失业,但长期看,这些生产者所雇工人也可能掌握新的技能,重新就业,更可能新一代劳动者不再学习这些岗位的技能、从事这些岗位,例如低端的纺织业,而是向产业价值链上端迁徙,或者从事更具创新性的工作。美国一边指责中国的进口造成了美国的失业,一边失业率创历史新低,表明这种情况已在真实发生。

国际贸易格局的影响

国际贸易摩擦的历史悠久,鸦片战争就是贸易之争引发的真实战争。通常都是贸易逆差国对顺差国不满和施压,要求他们扩大自逆差国的进口。美、英逐渐变成逆差国,德、日、中等逐渐变成顺差国这种国际贸易分工的新格局,对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都产生了深远巨大的影响。

行天丰雄在与沃尔克合著的《时运变迁》中写道,1977年前后,日本“由出口带动的复苏招致了十分猛烈的国际批评”,“所有国家都在抱怨日本的表现,就好像日本是世界经济的毒瘤”,1977年9月,“在IMF年会上,英国财政大臣希利特特别提到日本,指责我们扭曲了世界经济的整体平稳”。80年代,“美国建议日本和德国削减税收并降低利率,以刺激国内需求;日本和德国则要求美国将削减预算赤字作为减少贸易逆差的一个步骤。”现在的中国和日本一样,觉得委屈,其他国家的人爱消费,没有我们这么勤奋工作、爱储蓄、生产效率高、成本低,这还成我们的错了?但美国的消费确实促进了德国、日本、中国的出口和经济增长。

美国各界对中国的各种指责,近期被关注较多。

现任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2010年9月在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会议上的证词(李思珊译)说到“金融危机……清楚表明,以前的全球经济模式不可持续。为了给增长建立更为广泛的全球化基础并避免未来再度发生此类危机,我们必须重新平衡全球需求。

我们的对华贸易赤字显然在制造2008年破灭的金融泡沫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中国的外汇储备从2000年的1650亿美元快速增加到2009年底的24000亿美元,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不断扩大的对美顺差。哈佛大学的尼尔·弗格森教授最近解释了这些储备是如何导致如今的经济危机的:这种史无前例的储备累积打开了金融扭曲的潘多拉魔盒。中国购买美国国债使其价格上涨,从而导致美国国债收益低于应有水平。长期利率降低使得美国家庭消费水平提升,并拉大了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差距。而且,因为外国储蓄主要通过政府(或央行)之手流向国债之类的安全资产,私人投资者为了寻求高回报便转向别处。这刺激了金融工程师开发新的金融产品,比如抵押债务。”

这是连次贷危机的锅,都要背到中国的高额出口积极顺差买国国债身上。

而且这种看法,在欧美国家中并非美国独有。英国前央行行长默文∙金在2016年出版的《金融炼金术的终结:货币、银行与全球经济的未来》中这样看待国际贸易体系的影响、与金融危机的关系:

“在人类社会刚刚迈入21世纪的时候,似乎经济繁荣与民主政治是携手共进的一对命运共同体。在当代资本主义体制下,受贸易增长、自由市场、竞争以及银行全球化经营的推动,经济繁荣成为民众普遍享有的待遇。但在2008年,这套体系灰飞烟灭。如果我们想要理解为什么此次危机来势汹汹且毫无征兆,我们需要从一个关键的社会转折点讲起——也就是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对于一些人而言,这代表着自由市场经济的胜利。但如果说柏林墙的倒塌代表着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又一场大规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发端,又有多少人会赞同我的这种论断呢?

计划经济失效之后,中国、苏联和印度都逐步融入了全球性交易体系,每年在世界范围内创造上百万就业机会,为人类社会贡献大量可交易的尤其是制造业生产的实物产品。就在21世纪我们已经走过的这些年份里,中国凭一己之力创造了7000万个制造业就业岗位,如果以2012年为时点计算,欧美创造的制造业岗位仅为4200万个。为全球交易体系提供生产的劳动力数量几乎增长到了原来的3倍。发达经济体牺牲了本国制造业的就业岗位,换来了价格低廉的消费品。

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目标是效仿日本和韩国,以出口拉动本国经济增长。为了刺激出口,这些国家的政府都将本国货币汇率与美元挂钩,并且人为地把汇率压制在一个相对偏低的水平。这种发展策略取得了成效,中国做得尤为成功。中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例从1990年的2%上升到2013年的12%。中国和其他亚洲经济体都保持着高额的贸易顺差。换句话说,它们本土生产的产品远远超出本土消费的需求,本国居民储蓄也远远超出本土投资总额。中国人储蓄的意愿十分强烈,中国家庭选择将收入的绝大部分用于储蓄,预防失业、疾病等意外带来的生活困境,也用于退休之后的持续开支。中国的储蓄程度本来就高,而自1980年前后开始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使得家庭更加需要储蓄,因为每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父母年迈之后很难依靠一个孩子来赡养两个老人。受20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的启示,亚洲各国为了预防出现类似当年韩国外汇短缺的困境,各个国家或经济体也都大量积累美元储备。

在西方社会的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中,消费的意愿占了上风,这一点通过储蓄利率持续下滑就能得到印证。传说拿破仑曾把英国称作一个由小生意人组成的国家,但我觉得更准确地说,这是一个由不停买东西的人组成的国家。尽管西方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很高,但是他们的意愿还没有强烈到能够与新兴市场国家的人们的储蓄意愿相抗衡的程度。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而言,用于储蓄的资金过多,用美联储2006~2014年的主席本·伯南克的话来讲,在一个刚刚扩大了覆盖范围的全球资本市场中,存在储蓄过剩的现象。

这些过剩的储蓄导致全球范围内的远期利率持续偏低。如此低的利率,不论储蓄多长时间都难以获得收益,所以大家不如把钱都用于消费,进而误导了大多数(甚至全部)经济体走上了一条不可持续的错误发展道路。亚洲的储蓄额居高不下,西方各国的负债节节攀升,几个大型经济体,或者说整个世界经济的储蓄与投资结构失去了良好的平衡状态,从而引发了一场重大的宏观经济失衡事件。”

默文∙金既含蓄地批评了英国人太爱消费,也指出了中国人爱储蓄的原因,和弗格森的解释实质一样,认为亚洲国家(主要是中国)的储蓄过剩、贸易顺差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这种归因(甚至说是归罪)逻辑,我们可能不会完全认同,也能找出反驳的理由。但理解他国是如何看待国际贸易问题的,也很重要。毕竟光自说自话是无法对话的。

国际贸易并非零和博弈,一般来说各方都有得有失(各方内部利益群体得失也不同,贸易竞争力低的行业受损,竞争力高的行业受益),从比较优势等理论看,全球经济整体从贸易中肯定得大于失,但还是有各国间利益分配多少的问题。

中国从国际贸易中,付出了资源环境的代价,但得到了外汇,积累了发展的资本,获得了西方的技术,可贸易品(从家电到服装鞋帽等等)的价格大大降低,让绝大多数人都享用得起,更以开放促进了改革。从进口中,英美国家的居民享受了更廉价的商品,降低了通胀压力,但带来明显的问题是加快了本国制造业的外流和失业率的上升,深层次的问题是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金融危机以及民粹主义的兴起(当然国际贸易只是部分的原因)。哈佛大学学者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提出全球化政治“三元悖论”——民主政体、国家主权和经济一体化三者不可兼得。正如克鲁格曼/蒙代尔国际经济学“三元悖论”——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三者不可兼得一样,很难有既要、又要、还要三全其美的好事。

目前面临国际贸易秩序的重构。我国既需要争取自己的利益,也需要考虑他国的利益,进行让他国更能够接受的调整变革,达到共赢。比如降低进口关税、开放国内市场、带动其他国家的共同繁荣,这也是大国的一种义务和担当。未来我国还需要继续降低对出口的依赖、更多依靠内需,通过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特别是需要更进一步地以开放促改革,使经济能够可持续高质量地增长,并使其他国家更能接受中国的发展,保持有利于稳定发展的良好国际环境。

 

本文部分内容来自于周琼、韩军伟《发达国家GDP行业占比变化的启示》(《财经》2018年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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