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克是以成功控制美国的通货膨胀而青史留名的美联储主席。他采取提高利率、收缩货币供应的方式控制通货膨胀，和今天中国的去杠杆颇有相似之处。

从美国情况来看，去杠杆的时候，“银行首先要定量配给资金，选择适度抛弃实力不够雄厚的债务人”，“最富有、最成功的个体或机构一定是遭受最小痛苦；举步维艰的企业和收入有限的家庭则一定会付出最高的代价”，越依赖于杠杆的产业受冲击越大（首当其冲的是房屋建筑商）。大银行和大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即市场集中度进一步提高。

铅墨纵横《大国的十字路口》一文，生动地回顾了80年代的美国、90年代的日本，对照思考中国正处于十字路口，未来在何方的问题，是篇发人深思的文章。

文中讲述了这样的历史：

1979年7月14日，卡特总统着手大选的准备，发表了一次全国演讲。其中有这样一段：“在一个崇尚努力工作、家庭稳固、亲密社区和上帝信仰的国家，我们当中太多人如今越来越崇拜自我放纵和过度消费。人们对身份的认知已经不再依靠行为，而是对财产的拥有。但我们发现，拥有和消费并不能满足我们对人生意义的向往，堆积如山的物质财富并不能填满我们因缺乏信心和生活目标而产生的空虚感。”

一位总统，不谈经济，不谈政治，谈起了精神布道。但是，精神上的空虚是抽象的，而通胀带来的痛苦是实实在在的。它看得见，是超市货架上不断上涨的价目表，它摸得着，是口袋里越来越没有份量的钞票。

卡特总统没有意识到这番话是把通胀这个锅甩给了他的人民。美国人民愤怒了，他们选择了好莱坞总统，因为他说问题不是美国人民，是跑步机。

这篇文章关于美国的内容看来出自威廉·格雷德所著《美联储》，但这里写“美国人民愤怒了”，和此书的记录正相反，说卡特的演讲“不谈经济”，也并非如此，精神布道占的篇幅远低于经济方面的计划。书中写道：

1979年第二季度，随着欧佩克操控油价的上涨，美国通胀率更加恶化，涨幅达到14%。7月，各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仅有四分之一的选民认可卡特在总统任期内的表现。

卡特和他的政府顾问希望能够凭借这次富有感染力的演讲加上之后一系列迅速果敢的挽救行动让局势出现转机。他的演讲用词可谓大胆；如果换做别的政治领导人，在这样的危机面前，或许会将这场经济困境归咎于他人，例如欧佩克当中的某些成员国，或是那些跨国石油公司，从而成功地转移美国民众的怨愤。但这种“分化政治”和“我们VS他们”的政治技巧并不是卡特的风格。相反，他请求美国民众检讨的是自己，就像他自己的自我批评一样。这次演讲内容中包含六项雄心勃勃的能源计划，旨在克服美国对石油进口的依赖。但令大多数美国民众记忆犹新的仍是其对美国物质主义评价的核心理念。就是“在一个崇尚努力工作……”那一段精神布道。

然而卡特阴沉忧郁的布道却首先得到了民众温和的认可。从民众的反应来看，这是卡特在总统任期内最为成功的一次演讲。当时的美国人的确致力于追求个人生活的富裕，但他们仍能静心聆听有关精神世界的布道。从建国伊始，美国人就深受清教布道者冗长悲叹的影响，他们不断警告美国人道德缺失将会带来的严重后果，号召美国人重拾旧的价值观。于是此时此刻吉米·卡特对全美国人民的“诊断”迅速得到了民众的支持。新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这次演讲之后有超过四分之三的选民表示赞同这位总统发出的有关精神危机的警告。卡特的个人威信得到戏剧性提升。调查发现这位总统的民众支持率一夜之间提高了10%，而这种惊天逆转仅仅凭借一次演讲就得以实现。至少40%的电视观众表示是卡特的演讲给了他们对其领导能力的更大信心。

但卡特演讲在大受美国民众追捧的同时，美国金融市场的反应却是负面的。卡特为表明变革的决心，解散全部内阁，重新遴选人员，也辞退了时任美联储主席威廉·米勒，就需要寻找新的主席，沃尔克是候选名单中的一员。卡特先打电话问时任美国银行的行长汤姆·克劳森是否有兴趣出任美联储主席。这位银行家表示要先和妻子商量一下能否接受举家迁往华盛顿，然后回复婉言谢绝了。第二天卡特总统面试了沃尔克。

伯特·兰斯曾经是卡特内阁的管理和预算办公室负责人（此前是乔治亚国民银行的行长）。卡特曾十分依赖于兰斯的政治建议和其作为一名银行家所特有的对经济政策的深刻见解。兰斯说卡特任命保罗·沃尔克“就是将自己的竞选机会抵押给美联储”，因为在当时的高通胀环境下，不难预见，沃尔克会采取高利率政策，导致经济下行和高失业率。

沃尔克是德裔犹太人，祖父母从德国移民到美国。他也一直以德国曾出现的恶性通货膨胀为戒，坚决反对通货膨胀。1979年8月6日，沃尔克正式宣誓就职，距7月14日卡特总统的演讲仅23天。沃尔克在演讲中保证“美联储会继续努力遏制不断上涨的货币供应量和贷款额。”金融市场对他的任命反应正面。

 “令卡特总统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这次任命开启了美国的新纪元，同时也割让了他自己手中的政力。这样的选择是偶然发生的，是政治恐慌和金融困境双重压迫下的产物。不久之后，这次任命就彻底改变了美国生活的全貌，更改了全美国经济乃至全世界经济事务中每一笔实际交易的条款，开创了一个新的经济秩序；同时也出乎意料地实现了吉米·卡特曾动之以情地向全美国人民发出的自我牺牲和自我否定的恳求和愿望。”

从对美国经济的长期影响来看，任命沃尔克绝对是卡特正确的选择和最大的功绩之一，但对卡特自己的影响恰恰相反。由于为解决濒临失控的通胀沃尔克不得不在总统大选激烈时仍提高利率，卡特在竞选中曾指责“美联储所做的有关贴现利率及其他银行政策的决定完全是没有脑子的。”然而里根巧妙地将货币问题转嫁给卡特，他谴责卡特既想控制美联储，又想将美联储变成替罪羔羊，认为是卡特失败的经济政策导致通货膨胀率出现两位数，并导致美国失业率的上升。最终卡特竞选失败，里根上台。格雷德总结道：“执政总统卡特的失败当然存在诸多因素：来自伊朗的敌意、通货膨胀、失业率上升以及其自身性格问题。美联储一手策划的最后一次利率提升不过是压死卡特的最后一根稻草。”

卡特倡导的价值观并没有错，但民众的“自我放纵和过度消费”并非仅仅是因为价值观出了问题，而是对多年高通货膨胀经济现实的反应，当时受Q条例限制存款利率赶不上通货膨胀率，贷款消费或投资是理性的选择。

1981年里根上台，他不是象卡特那样严肃忧郁地布道责怪普通民众，而是热情歌颂美国民众的锐意进取，谴责美国政府（前任总统）的高税收、高预算开支，打算通过减税、削减政府开支重新启动美国经济，为美国人创造就业机会，当然也获得了更高的民众支持率。与新总统的乐观相比，沃尔克的讲话中则弥漫着阴郁：“我们不要自我陶醉，以为这是一套能迅速起效且毫无痛感的解决办法。”

对70年代美国通货膨胀的持续走高，连美联储内部最德高望重的高层经济专家之一格拉姆利也不否认美联储的责任：“尽管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有很多，但其中可以肯定的是这段时期内的货币政策纵容了货币和信贷的快速增长。我不认为货币政策是造成通货膨胀的主要推动力，……但你知道，如果通货膨胀超过20年依然在持续，那你就要不得不想一想最终的责任只能落在货币政策上。”

沃尔克就职后，美联储内部一度分成两大阵营，一派认为美联储货币政策必须更加强硬，比如格拉姆利，认为“我们应该停止向银行体系注入更多货币，否则是达不到预期目标的”。另一派却害怕已经过于强硬，比如蒂特斯，认为高利率会“导致失业率激增，从而会加大出现重大经济行为收缩的风险”。沃尔克逐一和委员沟通，基本统一了思想。1979年10月6日，沃尔克召开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特别会议，决定以货币主义的方式（专注于货币供给）掩护大幅提高利率。

委员会知道他们即将产生的投票结果将把整个美国经济推向紧缩，“但这是你必须为过度通货膨胀付出的代价。”“高利率所产生的真实代价会落在普通民众、银行和企业的头上，但这也要依其收入和利润水平的高低而定。最富有、最成功的个体或机构一定是遭受最小痛苦；举步维艰的企业和收入有限的家庭则一定会付出最高的代价。”“大型银行纷纷采取措施保护自身及客户免受货币短缺的影响。这就要求银行首先要定量配给资金，选择适度抛弃实力不够雄厚的债务人，即小企业家或其他更具风险的人群，这个阶段被银行家称为‘提高客户质量’，以保证信贷投资项目实现利润回报。再者，银行必须尽可能寻找到更多的货币。如果美联储执意不增加整体‘蓄水池’的水量，那么他们就必须自己想办法找到水源。”前一段时间被关注的民营、小微企业在加杠杆时轮到后面，去杠杆时却顶在前头，和美国紧缩时的情况并无二致。议员们有人担心历史性地提高利率会引发严重的衰退和失业，也有人认为美国经济需要“猛药”，美联储没有别的选择，“不造成更大规模的失业、不让某些企业无可选择地关门倒闭、不让农场产生严重损失……这样的改革就无法推行下去”。事实的确如此。紧缩货币导致严重的衰退。从1979年12月到1980年4月，每月的破产企业从2394年上升到3756家，其中许多人都是房屋建筑商。美国罗德岛州，1979年有22.6万个人破产，1980年为36万，1981年达51.9万。1982年约有6.6万家企业寻求破产保护。1982年第一季度企业利润下降17%。1982年12月失业率达到10.8%,为大萧条之后的最高点（次贷危机都没有超过这个数值，最高点是2009年10月的10.0%）。失业率最高的是制造业、矿业和建筑业。钢铁及其他主要金属制造业、汽车产业、建筑业，失业率分别达到29%、23%、22%。美联储受到很多人的强烈抨击。受影响最大的建筑商将木块和砖块寄到美联储，意在提醒因货币政策美国无法持续建造新房。

白宫既希望控制通货膨胀，又担心经济衰退影响选举。财政部长、参议员甚至总统本人都以不同方式向沃尔克表达过希望他调整过高的利率政策的意图，但沃尔克认为，“政界对利率问题的公开反对只不过是想高举旗帜平息选民的愤怒”。他私下里也注意培养与国会密友之间的关系，货币政策上依然我行我素。不过货币政策宽严合适的度确实很难把握。1982年2月，尽管经济持续萎缩，美联储仍旧决定推高利率，导致经济衰退进一步加剧，上万家企业倒闭。格雷德认为在1981年至1982年间的清算过程中，这个决定或许是美联储决策者犯下的唯一一个严重错误。

沃尔克强硬的紧缩政策得罪的不仅是受影响的企业和公众，也曾让白宫非常愤怒。1982年一位内阁官员说道，“经历太多挫折的我们只有一种感觉，那就是美联储做得太过火，货币原则过于严厉。”美国财政部也并非巧合地开始重新审视政府改革，主题是:美联储的独立性。在递交的众多意见当中，其中值得考虑的就是是否应该让美国财政部长在联邦储备委员会中拥有议席(1913年美联储初创时曾有此规定)，或者这家中央银行是否应该变成财政部的一个下属分支，即完全对总统负责。虽然未果，但美联储面临的巨大压力可见一斑。

1983年沃尔克4年任期届满，里根总统犹豫要不要换一个美联储主席，里根的团队“想让美联储主席变成自己的人，一个不要在不当时机紧缩货币的人”。全国房屋建筑协会对沃尔克制造的破坏性经济衰退也记忆犹新，因此力劝总统任命一个更加温和的中央银行领导人。但据一个针对702名金融市场高管的调查，77%的人同意沃尔克连任。里根最后不得不再次任命沃尔克。

人们的选择是经济现实的结果。正如在通货膨胀时期让人们节制今天的消费不起作用，在房价持续上涨时，也难以实现“房住不炒”。只有政策的调整、经济环境的变化，才能使人们的行为发生变化。而所有的政策选择，都会牺牲某些人的利益，甚至整个社会要承受一段时间的痛苦，才能有以后重新的繁荣和增长。想尽量温和的调整也许解决问题的时间拖得更长，更猛烈的调整是否社会经受得住？

中国严监管加紧货币一段时间后，面临中美贸易战、金融市场波动等内忧外患，继续紧货币下去杠杆还是学习美国次贷后的宽货币去杠杆引发争论。中国近年来的情况已经表明宽货币只能导致加杠杆，但经济增长态势并不强劲下也很难承受强力的去杠杆（提法已经改成了稳杠杆、结构性去杠杆，并通过降准有所宽松），站在了政策抉择的十字路口。沃尔克当年严厉的紧缩政策，面对的是有弹性、有韧性的美国市场，虽然有一大批企业破产、金融方面出现了储贷协会危机（1982年近50%的储贷协会流动性出现了严重问题，挤兑风潮蔓延。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用尽了存款保险基金，不得不向财政借款约1500亿美元，并改革存款保险体系才渡过危机，近于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了），但最后控制了通货膨胀、完成了市场出清，奠定了重新繁荣的基础。而中国不光需要货币政策度的拿捏，更需要进行诸多改革，包括财税改革、国企改革、科技体制改革、对房地产的供给侧改革等等，解决政治经济深层次、体制机制性的问题，才能创造新时代健康的经济基础。

参考书目：《美联储》，威廉·格雷德著，美国1987年版，耿丹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