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管理类专业，在大家的印象中似乎一直是大学中最炙手可热的专业，高分考生趋之若鹜。这种现象也引起了很多关注和批评。
2016年，清华副校长施一公在《不应该鼓励科学家创业》的演讲中，痛心疾首地说：“清华70%至80%的高考状元去哪儿了？去了经济管理学院。连我最好的学生，我最想培养的学生都告诉我说，老板我想去金融公司。不是说金融不能创新，但当这个国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转的时候，我认为这个国家出了大问题。”2018年，高西庆教授在一个演讲中说：“今天世界上的金融机构吸引了整个社会上最聪明的、最能干的、最勤奋的、最有学习能力的人，这个事情是有问题的。”
其实，英美国家早就有同样的忧虑和呼声。198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托宾在演讲中指出，“我们把越来越多的资源，包括年青一代最有能力的人才，都投入到了金融活动中，这些和生产商品、提供服务完全无关。这些活动提供了和它们的社会生产力完全不成比例的高回报。”曾在耶鲁教书十年的威廉·德雷谢维奇在2015年出版的《优秀的绵羊》中写道：“有统计发现，2014年70%的哈佛学生把简历投到了华尔街的金融公司和麦肯锡等咨询公司，而在金融危机之前的2007年，更有50%的哈佛学生直接去了华尔街工作。对比之下，选择政府和政治相关工作的只有3.5%。”拉娜·弗洛哈尔在2016年出版的《制造者与索取者——金融的崛起与美国实体经济的衰落》中写道：“金融化还酝酿出了围绕MBA，而不是工程师和创业者的商业文化。因为华尔街的工资比其他任何行业的平均工资高出70%，许多最聪明的人都进入了这个领域，而远离了其他对于社会更加有用的行业。”曾任英国央行行长的默文∙金在其2016年出版的《金融炼金术的终结》中沉痛地写道“我们这一代人当中最聪明、最有前途的人都经不起诱惑而从事了银行业的工作，尤其是交易类的工作，他们都希望通过接受智力上的高度挑战而创造巨额财富，同时也获得巨额经济回报，但他们真的受到了严重的误导。此次危机的根源是一种制度的整体失败，是这种制度背后的意识形态的失败，就算政策制定者或者银行家当中有极少数人无能且贪婪，但是我们仍然无法把危机归责于某个人。”
从社会层面，学经济、管理类专业太热门这个问题严重吗？怎么解决？从个人层面，怎么选择孩子的专业，还要选择经管类专业吗？
前一个问题，经管类专业成为热门可能只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现象，中外皆然。后一个问题，既要看现在什么专业毕业生抢手、薪酬高，也要想想未来更长时间内，社会需要什么专业的人才。
一 美国的情况
（一）历史回顾
从各种书籍的描述中回顾历史的情况：
1.19世纪
在高等学府中，教授金融学和商学历来就存在争议。学术界有一部分人总觉得这两个学科低人一等，比不上传统高等教育领域的其他学科。这种态度由来已久，人们对待它们的态度和人们对待金融界所持的负面态度具有很大的关系，这种现象已经存在了数百年。第一家高等学府的商学院沃顿商学院于1881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成立，第一家商学研究生院于1900年在达特茅斯学院成立。其他国家没有效仿，直到半个世纪之后的1951年，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才出现了新的商学院。
1890年，沃顿商学院的创立者约瑟夫·沃顿发表演说，认为一所高等学府成功与否的标尺之一就是其学生所受的教育未来在市场上是否有用。这场演说遭到当时高等学府校长们的一致批评。麻省理工学院院长沃克宣称：“我极度厌恶看到高等教育被降低到如此水平。如果一个年轻人上大学与不上大学的前提仅仅或者主要是未来可能得到的金钱回报，那么这种人根本就配不上我们的文化教育。”(因为那时能上大学的大多是有钱人，也并不在乎毕业后的就业问题。教育家也太有视金钱如粪土的贵族范儿了!而现在大家选择学校重要的参考指标是毕业后薪酬，100多年来世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直到1976年才成立，原因就是许多校友都认为这个新设置的学院过于职业教育化。（罗伯特·希勒《金融与好的社会》）
2.20世纪50年代
1954年，巴菲特来到华尔街时，正值股市的低迷时期。老一代股民都害怕会出现下一次经济大萧条，而新一代股市投资人才尚未崛起。当时哈佛商学院只有2.9%的毕业生到华尔街工作，年轻人觉得在华尔街工作没有诱惑力。华尔街完全是一个男性主导的、陈旧的、不随技术因时而变的社会。（罗杰·洛温斯坦《巴菲特传》）
50年代中期，华尔街的气氛开始出现转变。很多曾在大萧条时期经历过种种困难的人都到了退休年龄，开始大批地离开华尔街，也把遭遇另一个大萧条的恐惧和担忧远远地抛在了脑后。年轻人怀着美好愿望和对未来的憧憬大量涌入这个商业圈。（查尔斯·埃利斯《高盛帝国》）
3.20世纪60-80年代
直到60年代，美国奉行精英教育的大学里，大家觉得最聪明的学生应该读博士，从事学术研究；次一等的学生读医学或法学，做专业人士；读书天赋不行，更擅长人际交往或运动的生才读商科。
对管理学和经济学的态度从70年代开始改变。1972年，美国有32000名MBA从400个学校或培训项目毕业，是1964年的大概2倍。而且有MBA学位的人基本都能找到薪水还不错的工作。1980年，有57000名MBA毕业。2006年，有14.6万名MBA毕业。最近的《金融时报》估计现在全球一年有50万名MBA毕业生，其中中国3万名（此书出版于2010年）。70年代后期开始，申请顶尖商学院学生的水平（以标准化考试的成绩衡量）和申请顶尖法学院或博士学位的也拉平了，此前80年多年都是不如的。（Walter Kiechel Ⅲ，The Lords of Strategy，以上内容为我的翻译）
杰米∙戴蒙在1980年进入哈佛商学院。那时的华尔街是一片残骸，美国企业界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滞胀之后显得步履蹒跚。“那时并没有多少人选择金融行业，”哈佛商学院老师杰伊·莱特回忆说。“在这个意义上说，那是一个特殊班级，班里的人都真正地对金融感兴趣而不是盲目从众而来。”（达夫∙麦克唐纳《最后的胜者：杰米∙戴蒙与摩根大通的兴起》）
在那个时候，我对证券交易几乎一无所知。像我这样的人并不是个特别的例外。如果说大四学生们曾听过说交易厅，他们也只是想当然地以为那只不过是拘束困兽的牢笼。在20世纪80年代，社会上出现的最大变化就是饱学之士放下自己的架子，改变了以往对待这类工作的傲慢态度，这一变化不仅发生在美国，也同样出现在英国。在耶鲁大学1986年的1300名毕业生中，有40%的人向同一家投资银行——第一波士顿银行——递交了求职申请。1987年，在哈佛大学选修经济学原理这门课的人多达1000人，10年来，注册人数增加了3倍。1981年，在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破天荒地成了最受欢迎的科目。学经济学的人越多，经济学学位对于在华尔街找到工作的重要性也就越大。（迈克尔·刘易斯《说谎者的扑克牌》）
迈克尔·刘易斯1979年进普林斯顿大学读本科时“有意不选经济学”，而选了艺术史专业，他认为“如果不抓住这段难得的时间让那些真正令你激动的东西开阔自己的眼界，那就太可惜了”。但此后他去了伦敦经济学院学习，1985年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然后加入所罗门兄弟公司，从那里辞职后，1989年他出版了以自身经历为基础的《说谎者的扑克牌》，成为一名畅销的财经作家。他的作品包括《大空头》等。
（二）原因分析
这和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史、指导思想有关，也和经济、金融的发展周期、阶段相关。
1.美国高等教育中一直有以博雅教育为特征的古典主义传统和以专业教育为主旨的实用主义传统之争。
早期的古典主义。起源于1636年创建的哈佛学院，高校的课程设置与办学方针完全移植英国古典大学，标榜博雅教育，目的是培养牧师和律师，学生人数很少，没有专业之分，课程以修习文法、逻辑、修辞、几何、天文、算术和音乐等。1828年耶鲁大学发表了著名的《1828年耶鲁报告》，认为大学教育的目的，一是开发智力，二是传授知识，而开发智力比传授知识更重要，而职业的专门科目根本不应该在大学中存在。（施一公教授认为“研究型大学从来不以就业为导向，从来不该在大学里谈就业”。“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就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是培养国家栋梁和国家领袖的地方。”“专科学校办学的理念，是培养专业人才，为行业输送螺丝钉。”这也许是古典主义、精英教育传统的体现，放在今天可能太过理想主义。）
后来逐步转向实用主义。南北战争后，美国的重建和西部的开发，需要大量的技术型人才，创立于1866年的康奈尔大学就声明，其教学“目的就在于造就工业社会中有用的人，而不是培养绅士”。利兰·斯坦福先生在斯坦福大学首次开学典礼上（1891年）上说，“请记住，生活归根到底是指向实用的，你们到此应该是为了为自己谋求一个有用的职业。但也应明白，这必须包含着创新、进取的愿望、良好的设计和最终使之实现的努力。”
20世纪70年代后逐步转向二者协调发展。以1978年的《哈佛核心课程报告》为代表），使大学教育中“人的培养”和专业知识的教育相结合。（以上主要参考项锷《美国大学通才教育的历史演进》）
2.经济周期的变化影响经管专业的热度，但经济金融化的加深、从业者收入的提高使得热度持续不减。
1929年大危机的深重影响，使得此后二十多年内股市相关的工作都不被人们所追捧。随着50年代中后期美国股市的复苏、经济金融的繁荣，投行等工作越来越受追捧，经管类专业也更有吸引力（《巴菲特传》和《高盛帝国》反映）。
70年代滞胀又使企业界受打击，80年代后经管类专业再次成为热门（《最后的胜者》和《说谎者的扑克牌》反映）。并且由于经济的金融化程度日益加深，大企业的出现使得管理复杂化，管理成为一门专业，由于金融业“撮合交易”、掌握资源分配，金融从业者薪酬较高，企业高管的薪酬也远高于员工，因此经济金融管理专业的热度持续至今。次贷危机也许产生了一些影响，但随后经济复苏、股市持续向好，可能对人们的择业偏好也没有根本性影响。
以上问题的答案之一就是，最近几十年金融业的发展呈现了异常的状态。或许现在金融从业者获得的高薪酬是一个泡沫，或者正处于对新技术的出现做出适应性调整的过程，而且这个现象在未来可能会被纠正过来。2008年托马斯·菲利蓬和阿里耶勒·雷谢夫共同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最近几十年金融从业者的薪酬出现了巨额增长。这些研究者发现，1930年前后，金融从业者的薪酬也处在异常的高位，与1929年股市达到巅峰的时间基本一致，而在后来半个世纪中他们的薪酬也出现了大幅下跌。“大萧条”后的过渡期内，金融业有的职位薪酬非常低。菲利蓬和雷谢夫也指出，1930年前后，金融从业者的平均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而随后也相应降低；最近几年，这个数值又回到了比较高的水平。他们的发现暗示着金融从业者的薪酬不是一种泡沫，它折射了金融业劳动力组成的变化情况。在任何情况下，他们的发现都提醒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现在金融从业者的薪酬高就意味着这个水平在未来会更高。
但是菲利蓬和雷谢夫的研究对象是金融行业的普通员工，不是其中最富有的那部分人。看上去，除非公共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否则金融业还是会制造出小部分超级富有的人。
在讨论超级富翁时，我们要回头看看撮合金融交易的基础本质，这种行为使得撮合交易的人通过掌控众多普通人而将自己手中的权力扩大数倍。
《制造者与索取者》中写道：收人分配前1%的人中金融从业者所占比例在1979年与2005年之间几乎翻了1倍。美国前25名对冲基金经理挣的钱超过全美幼儿园教师工资的总和。
二 中国的情况
（一）建国之初
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部编订的《高等学校招生升学指导（专业介绍部分）》 里对经济系的专业介绍中写道“过去有些人对财经教育的重要性与发展前途认识不足，甚至有的认为财经教育是‘冷门’，有的学生也不愿学财经，认为学财经‘不吃香’、‘没出息’。这些看法，主要是由于他们对财经教育在国家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缺乏明确的了解，对财经干部是掌握国家经济命脉工作的意义没有认识或认识不够。同时，也由于他们没有把国家的建设看成有机的整体，不了解国家建设需要各种专业人才明确分工而又密切配合，他们只看见了国家需要某一方面的人才，而忽视了国家也同样需要财经管理人才。社会主义是集体的事业，需要千千万万的各种建设人材参加各种建设工作；特别是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正在飞快发展，国家经济各部门的工作都在突飞猛进的今天，更需要有相应的财经管理人材来负担国家的各种经济工作。因此，那种认为财经教育是“冷门”的看法，以及认为学财经“没出息”等思想显然是错误的。至于那种根本不顾国家需要，只从个人得失出发，厌弃或轻视学财经的思想是更应该深切认识并加以批判的。即将进入财经院系学习的同学们，你们未来的任务是光荣的，愿你们努力掌握经济科学知识，为争取祖国真正合格的经济建设人才而努力。”
这个材料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看法，并批判错误认识、力图引导大家树立正确的认识，和今天的情况真是相映成趣。那时人们的收入都比较低而平均，财经专业也不可能有特别的高工资，还因为不象理工科那样具体有用而被认为学这个“没出息”。
（二）1977年恢复高考后
前证监会主席肖钢是1978年考上大学的，他曾自述志愿是学中文，因为那个时候，中文比较吃香，自己也比较喜欢中文。但因为成绩不够好，当时高分是哲学、历史、中文的，财经学校是最后一批进去拿档案的，因此档案就进了湖南财大了。在股灾后很多人翻出这个来打趣他，似乎意思是他分不高水平差，这其实不公平，77-79级可是史上录取率最低的高考（5%、7%、6%，而2011年后录取率都是70%以上了），能被录取已经很优秀了。
其实1977年恢复高考后上大学的很多经济学者都有类似经历。现任人大校长的刘伟教授说“我高考报志愿时，报的是北大图书馆学系。因为我不知大学里还设有经济学系，不知道还有所谓经济学这样的学科。那个年代不重视经济，更不重视经济学，再加上我中学读书支离破碎，多有无知。也可能是由于高考考得不是很好，所以被调剂到北大经济系，如果那时经济学像现在这样吸引人，或许就轮不到我来学经济学了。”为啥图书馆系都比经济学系难考？估计是那时大家都觉得图书馆系又安稳、又能读书，挺好；多数人都不知道经济学是啥。
张维迎教授说，“我当初并没有想当经济学家。包括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报的专业没有一个是经济学，我报过中文、报过历史，报过广播、电视编辑。但是我报的中文、历史、新闻都没有录取我，77年我在正月十五的时候通知，我没有接到通知，意味着我上不了大学。后来怎么上大学了？由于有一些老三届，当年几百万考生只招28万大学生，有好多老三届成绩考的很好，由于年龄大了上不了，他们就给邓小平写信，邓小平批示，扩大招生。扩大招生后，我就被裹胁进去了，主要针对那些年龄大的成绩好的没上大学，但我们西北大学当时老师贺连成教授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在西北大学申请设一个新的专业，这个新的专业就是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这个专业没有人报，当时有八大金刚八个老师去招生办把所有剩余的文科档案都摊了一地一个一个挑，最后我也被挑进去。由此开始读了经济学，我读了经济学以后还是蛮喜欢的，从此之后我就没有再偏离这个。”
工行前副行长张衢先生在其《货币商人》一书中回忆了自己知青返乡后找工作，参加钳工招工考试获得第四名，很想去，不料招工被叫停，偶然、不情愿地进了银行的经历。“人穷不见钱，没有银行梦，说实话，那时哪有百元票子，银行的概念更是一片空白。1979年国庆节，我接到市人民银行的招干录用通知书，既高兴，又意外，也茫然。高兴的是工作有了着落，意外茫然的是对银行的生疏。银行是什么？银行在做什么?一无所知。记不起十年下乡期间有没有去过银行，只有少年时跟母亲去储蓄所买贴花，张望柜员的点钞、记账和打算盘的一点印象，到银行上班最初一段时间，我仍有点不屑，总说当技工的事。一次，父亲十分严厉地批评了我，他以过去从商的经历，告诉我银行的分量，成为我入门的重要一课。那时，银行职业不起眼，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金融都不热门，读经济专业的人很少，远不如理工科吃香。”
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20世纪80年代流行的思想，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而且文革也使很多家庭看到社会科学类知识分子似乎更容易受到冲击批判，学习自然科学类专业似乎更为安全。
（三）20世纪90年代至今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财经专业吸引力增强。
2016年北大周黎安和梁淑淑的文章《中国大学的“高分诅咒”现象》提到，“2000-2016年高考状元的专业选择当中，超过45%集中于经济学和工商管理。曾经被理科状元青睐的计算机、生命科学、电子工程逐渐被金融、工商管理和经济学所取代。近年来光华和清华经管俨然已是高考状元的集中营。这反映了市场化和劳动力市场预期逐渐形成所产生的影响。”
中国MBA教育的发展也说明管理类专业受到追捧。据2016年文章《数据背后：持续火热后，中国MBA教育怎么了》和其他网上资料，中国的MBA教育从1991年具有MBA招生资格的9所院校，到2012年有236所大学开办MBA班。近三年来，MBA报考人数稳定在10万人的水平，增速开始放缓。2013年录取人数达到4.5万人。
三 未来会如何变化？
比较中美两国，美国1929年大萧条以来经济周期的变化曾影响经管专业的热度，20世纪80年代后基本上持续热至今。中国则是90年代以来经管专业热度升温。人们对专业、职业选择的变化，体现了时代的变化。随着改革开放，市场化改革，经济学才能成为显学。而随着全球的金融深化，经济日益金融化，社会越来越商业化，经管类专业持续热度不减。但可能处于过热状态，有“泡沫”，对社会发展并非是人力资源的最优配置状态。
彼得·蒂尔在《从0到1》中写道：“在一个明确乐观的未来中，会有工程师设计水下城市和太空定居地，而在一个不明确的乐观未来中，会有更多的银行家和律师。金融其实是不明确思想的集中体现，因为只有人们不知如何赚钱时，才会想到去搞金融。金融界每件事都不明确。市场具有随机性。你无法明确地或实质地了解任何事情，而且多样化变得极其重要。”“在科学、医药、工程及各种技术方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们可以治疗癌症、痴呆、所有老年病和代谢衰变；我们可以开发新能源来避免化石燃料引起的冲突；……。但是如果我们不想了解，并迫使自己去探索这些奥秘，我们将永远也不会了解这些秘密。”如何将最有聪明才智的学生引导到这些行业，增加全社会的生产力，而不是过多集中于金融，仍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不过，可能也不必过于焦虑，美国和中国经管专业的热门从80年代和90年代算起不过几十年，未来也不会永远如此。
现在金融业虽然仍然是平均薪酬较高的行业，但也在发生变化。有文章分析金融业产能过剩，半调侃半属实地指导“去产能”“金融供给侧改革”首先要去金融从业人员产能。而且，计算机系统、AI（AI也是系统的一部分）正在逐渐取代金融业的众多岗位。“股票交易员集体失业 高盛将全面用机器取而代之”、“外汇交易员失业 都是自动交易惹的祸”、“AI交易员是否会让分析师失业”、“裁员潮真的来了！百万银行员工或失业！”、“德勤财务机器人正式上岗”等报道充斥媒体。高盛等金融机构纷纷表示自己是科技公司，据报道高盛33000名全职员工中有9000名是工程师和技术员，46%的招聘信息都在技术领域。虽然经济金融业不同的岗位被取代的难易速度也不同，但未来已来的大趋势没错。不仅柜员越来越多被自助交易取代，越是高薪的金融岗位，AI取代之的成本节约更大。也许今后哪种工作越难被AI完全替代，哪种工作的薪酬也就会越高。对选择未来的专业，可能下一代要考虑的重要问题是，被AI取代的难易如何。
据说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有句名言，“我们必须去钻研政治和军事，这样我们的孩子们就能够获得自由去钻研工业和商业。我们的孩子们必须去钻研工业和商业，这样他们的孩子就可能去钻研艺术和文学。”
这话有部分的真理。我们这一代经历了工业化、开始走向后工业化时代，所以我们大多数人在研究“工业和商业”（经济管理类专业都是商业的一部分）。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孩子能够更自由地从兴趣和特长出发选择职业，而不用太考虑生计、仅从收入高低出发。但是这话也不全对，可能永远需要有人研究科学技术、工业和商业，这是一部分人能研究艺术和文学的基础。
如果孩子们能按个人爱好选择多样化的专业，从人的个性解放、自由发展来看有好处，但也会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一些社会需要的专业报考人数不足。
网上有篇题为“一个海归学者的独白”文章，说西方学术界面临的问题之一是“生源下降。对大部分理工科（CS例外）来讲，生源下降是个全球性问题。理工科专业枯燥无味、待遇较低，往往需要苦熬多年。发达国家读理工科的学生已经很少，20年来主要靠亚洲往欧美输送生源，成为支撑欧美理工科的主力。然而，目前的90后一代已经开始逃离理工科，这方面的后备力量将会越来越少。”其实，不光发达国家学生读理工的减少，中国也是如此。通过中美贸易战、华为事件等，中国已经益发感受到基础科学研究、技术研发投入的不足和人才的缺乏。
这个问题的解决，一方面要通过市场调节，另一方面也要通过社会导向和精神激励。比如学医的少，是因为辛苦而又收入不高，这种状态不应该持续，需要通过医疗体制改革提高医生的收入，在合理的市场化机制下，医生的稀缺性应该使学医容易就业、收入更高，提高学医的回报，促使更多人学医。学理工的少，需要培养孩子们对科学家的敬仰尊崇，激发他们对科学研究的兴趣爱好。
就象企业永远面临着有的产品供不应求、有的产品产能过剩，各专业的学生也会面临就业的难易、收入的高低波动。个人能做到的，是在自己所学专业领域内以热爱和毅力做到最好，而且有持续学习甚至进入新的领域的能力。
本文在2017年8月13日发于本人个人微信公众号“玉鉴琼田”的文章“对经济管理类专业态度的历史变化”基础上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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