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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多年后历史学家认识的变与不变——《历史的教训》和《人类简史》

《历史的教训》,(美)威尔·杜兰特1885-1981及其夫人阿里尔·杜兰特1898-1981)著,1968年出版,中文版倪玉平、张闶译,中国方正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以下简称《教训》)

《人类简史》,(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1976- )著,2012出版,中文版林俊宏译,中信出版社2014版。(以下简称《简史》)

 

虽然《历史的教训》只是一本9.5万字(中文版)的小书,但可以说是杜兰特夫妇从此前花了50年的时间写的11卷《世界文明史》中提炼的精华。1968年《历史的教训》出版时,威尔·杜兰特已83岁了,垂垂老者。

2012年《人类简史》出版时,尤瓦尔·赫拉利36岁,正当盛年,对一个历史学者来说,简直是少年。这本37.6万字(中文版)的书,横扫多国畅销书榜。

两本都是非常棒的书,一流历史学家从历史长河中总结的启示。两书出版相隔44年,大多观点有相通之处,当然因这44年间世界的变化,历史学家的认识和判断也有一些变化。这44年放在历史中不过弹指一挥间,但可能是人类变化最大的44年(因为人类社会以加速度前进,这句话对未来任何时期可能都没错)。

一、 历史学家很难不是无神论者

历史学家通过研究历史看透了一切,看透了历史并没有目的性,连人类的出现都是偶然,人们相信的一切都来源于灌输(“讲故事”),道德规范在不同的社会标准不同。在他们的眼中,一切人为制造的神圣都被消解。

我觉得《简史》的思想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概括,就是“虚构故事”,即人类社会的秩序靠虚构故事来维系。书中有句霸气的话:除了存在于人类共同的想象之外,这个宇宙中根本没有神、没有国家、没有钱、没有人权、没有法律,也没有正义。作者对比了两个典型历史文本:“不管是《汉谟拉比法典》还是美国的《独立宣言》,都声称自己说的是普遍且永恒的公平正义原则,但美国人认为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而巴比伦人显然并不这样认为。但事实上,它们都错了。不管是汉谟拉比还是美国的开国元勋,心中都有个想象的事实,想象着这个世界有着放诸四海皆准、永恒不变的正义原则(例如平等或阶级),这种不变的原则其实只存在于智人丰富的想象力里,只存在于他们创造并告诉彼此的虚构故事中。这些原则,从来就没有客观的正确性。

“如果人们希望某个由想象建构出的秩序能维持久远,大部分的人(特别是大部分的精英分子)就必须真正相信它。”“要怎样才能让人相信这些秩序?第一,对外的说法绝对要坚持它们千真万确、绝非虚构。永远要强调,这种维持社会稳定的秩序是个客观事实,是由伟大的神或是自然的法则所创造。如果要说人人不平等,不是因为汉谟拉比自己这么说,而是因为恩利尔和马杜克这两位神的旨意。如果要说人人平等,也不是因为托马斯·杰斐逊自己这么说,而是因为这是上帝造人的方式。如果要说自由市场是最好的经济制度,不是因为亚当·斯密自己这么说,而是因为这是自然不变的规律。第二,在教育上也要彻底贯彻同一套原则。从人出生的那一刻起,就要不断提醒他们这套想象建构出来的秩序,要在一切事物中融入这套原则,不管是童话、戏剧、绘画、歌曲、礼仪、政治宣传、建筑、食谱还是时尚。”

曾经有些流传甚广的文章,说世界上著名科学家大多是有神论者,甚至有“96.7%诺贝尔奖获得者信教”的统计,方舟子在《有多少诺贝尔奖获得者不信教?》,于祺明在《怎样看待自然科学家的宗教信仰》文章中已经辟谣和分析过。不知道自然科学研究深了是否要借助宗教来解释还不能解释的事情,但历史研究深了可能根本没法信仰宗教。《简史》概括了泛神论、多神教、二元论宗教、一神教的演变竞争消长的历史,“从历史上来看,一神论就像是个万花筒,承继了一神论、二元论、多神论和泛神论,收纳在同一个神圣论述之下。结果就是,基督徒大致上是信奉一神论的上帝,相信二元论的魔鬼,崇拜多神论的圣人,还相信泛神论的鬼魂。像这样同时有着不同甚至矛盾的思想,而又结合各种不同来源的仪式和做法,宗教学上有一个特别的名称:综摄(syncretism)。很有可能,综摄才是全球最大的单一宗教。”甚至说“最成功的现代宗教:资本主义。”这虽然有点讥讽,但的确如此。

《教训》对宗教看得同样通透,虽然肯定宗教的积极作用,“宗教让最底层的人有了存在的意义和尊严”,“某种不可思议的超自然希望是替代绝望的唯一选择”,认为对宗教要“保持谦卑的尊重”,但作者是不相信上帝的存在的。历史是否支持对上帝的信仰呢?如果‘上帝’不是指自然那富有创造性的活力,而是指一个智慧和仁慈的、至高无上的存在,那么答案必然是否定的,虽然不大情愿。就像生物学的其他分支一样,人类历史从根本上说,仍然是一个个人和群体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过程,它从来不优待善心,它充满了不幸,最终的考验全看生存能力所有的证据都说明了一个可以说是盲目,也可以说是公正的宿命存在它的偶然性或随机性的景象,被我们主观地赋予了秩序、荣耀、美丽或者崇高的品质。假如历史支持任何神学解释,那想必是一种琐罗亚斯德教或摩尼教那样的二元论:一个善良的神灵和一个邪恶的神灵彼此争斗,以求获得对宇宙和人类灵魂的掌控权。这些信念和基督教义(本质上是摩尼教的)都向它们的信徒保证:善良的神灵最终一定会获得胜利。不过历史没有为此提供任何保证。自然和历史并不认同我们的善恶观念,它们把那些存活下来的适者当作‘美’,而把那些失败者和被淘汰者看作‘恶’。”作者客观地看待宗教信仰减弱的影响:“随着教育的普及,神学失去了威信,它表面上还得到服从,但已经不能影响人们的行为和希望。生活与理想日益世俗化,不再对超自然的解释心存敬畏。当道德法典的人类本源被揭示出来,神的监督与惩罚消失之后,道德法典也失去了光辉和力量。”

没有宗教信仰不等于没有信仰,信仰在于人类自身。“历史学家不会悲伤,因为除了人们赋予人类生存的意义,他从中看不到任何意义。我们能够亲身赋予我们的生命以意义,这意义有时能超越死亡,我们理应为此感到自豪。”(《教训》)

历史学家也不会太悲观,“正如中世纪无法解决骑士精神和基督教的矛盾,现代社会也无法解决自由和平等的冲突。但这不是什么缺点。像这样的矛盾,本来就是每个人类文化无法避免的,甚至还可以说是文化的引擎,为人类带来创意、提供动力。就像两个不谐和音可以让音乐往前进,人类不同的想法、概念和价值观也能逼着我们思考、批评、重新评价。一切要求一致,反而让心灵呆滞。(《简史》)

二、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这两本书读了可以让人不要偏执。“人类历史只是宇宙中的一瞬间,而历史的第一个教训就是要学会谦逊。”(《教训》)如果能明白大多被人所信奉的“真理”不过是被灌输的“虚构故事”,会对文化差异更加包容吧。

《简史》说“历史上有许多最重要的驱动因素,都是这种存在于主体之间的概念想法:法律、金钱、神、国家。”我想不要盲目将这些神圣化,也不能以历史虚无主义对待这些”概念“,在一定历史阶段它们对形成和巩固社会秩序有必要性,需要被大多数人相信。而且,个人也不能脱离这些而生存,虚构概念都已是最大的有形实体。比如《战狼2》反映的撤侨题材,在战乱环境下,一个人背后的国家强弱不同,是不是能派兵保护撤侨国家的公民,可能是决定个人生死命运的。李泽厚讲的五四以来“救亡”压倒“启蒙”问题,因为国家民族的危亡是那时真正紧迫的问题,从《简史》爱用的生物学角度,保证民族的生存权是第一位的。

《简史》“我们究竟要如何才能判断,什么是真正在生物学上有所不同,而什么又只是人类说得煞有介事、自找借口?一项黄金法则就是‘天生带来允许,文化造成封闭’。天生自然的生物学,可能性几乎无穷无尽。然而,文化却要求必须实现某些可能性,而又封闭了其他可能性。例如女性天生能生小孩,但在某些文化里,女性却是非生不可。生物学上,男人就是能从彼此身上得到性愉悦,但某些文化却极力阻止他们实现这种可能。文化总会说,它只是禁止‘不自然的事’。但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这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是不自然的。只要有可能发生的事,就是自然。真正完全‘不自然’的事,是指违背了自然规律,但这种事情根本就不会存在,所以也没有禁止的必要。”不要轻易判断什么是变态、不自然、不正常。比如同性恋因其不利于人类繁衍而被一些文化列为禁忌,实际上也没有什么“不自然”。

三、 不确定的历史

真正的历史学家都在历史面前谦卑,知道我们历史知识的有限,不把历史简单化,“盖棺”也无法“论定”。

《教训》第一章就写道我们真的知道什么是过去,过去真的发生了什么吗?我们对于过去发生的认识,总是不完整的,很可能还是错误的,因为历史已经被相互矛盾的证据和存有偏见的历史学家所遮掩蒙蔽,或者也可能被我们的爱国心或宗教偏见所曲解。‘绝大部分历史是猜测,其余的部分则是偏见。’”前一段时间明史突然在微信上成为热点,对魏忠贤、东林党人、明亡的原因,都有不同的视角和解读。有新的史料、新的认识,也很多是借古喻今。

《简史》也写道“这正是历史成为学科的特点之一:对某个时代的了解越透彻,反而就越难解释为什么发生了这个事件而不是那个事件。但如果对某个时期只是一知半解,就很容易受到结果影响,只看到那些最后成真的可能性。于是,他们就用后见之明来解释着为什么现在的结果无法避免。必须要真正更深入了解这些时期,才能真正看到那些最后并未发生的可能结果。

历史的铁则就是:事后看来无可避免的事,在当时看来总是毫不明显。历史就是这样的一团混沌,历史就是无法解释得斩钉截铁,无法预测得十拿九稳。在同一时间,有多方力量互相影响、互相牵制,只要某方力量有了极小改变,结果就会有巨大不同。究竟为什么要学历史?历史不像是物理学或经济学,目的不在于做出准确预测。我们之所以研究历史,不是要知道未来,而是要拓展视野,要了解现在的种种绝非‘自然’,也并非无可避免。未来的可能性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历史的选择绝不是为了人类的利益。” 其他都有道理,就是“历史不像是物理学或经济学,目的不在于做出准确预测。”呵呵,经济学的目的虽很大程度在于预测,可不象物理学真能做到。我在《不准确的预测》里写了这个问题。

四、 以加速度变化的人类社会

《简史》:“在历史的路上,有三大重要革命:大约7万年前,‘认知革命’让历史正式启动。大约12000年前,‘农业革命’让历史始加速发展。而到了大约不过500年前,‘科学革命’可以说让历史画下句点和另创新局。”“正由于大规模的人类合作是以虚构的故事作为基础,只要改变所讲的故事,就能改变人类合作的方式。”“这等于开启了一条采用‘文化演化’的快速道路,而不再停留在‘基因演化’这条总是堵车的道路上。”

“奢侈品史上常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原本的奢侈品往往最后会成为必需品,而且带来新的义务。等到习惯某种奢侈品,就开始认为这是天经地义。接着就是一种依赖。最后,生活中就再也不能没有这种奢侈品了。在传统信件的年代,我们通常只有最重要、不得不联络的事才会写信。写起信来也不是想起什么就写什么,而是字斟句酌、考虑再三。而且,通常对方的回信也会同样慎重。对大多数人来说,每个月来来去去的信顶多就是几封,也不会有人急于立刻回复。但在今天,我每天都会收到几十封电子邮件,而且所有人都希望你立刻响应。我们以为自己省下了时间;然而,我们其实是把生活的步调加速成过去的十倍快,于是我们整天忙忙碌碌、焦躁不安。”所有加快了速度、减少了时间浪费的工具,结果就使我们似乎有时间做更多的事,也就需要做更多的事。效率是提升了,闲暇未必增多了。从积极的方面想,人生更充实了。

《教训》1909年,查尔斯贝驹认为:‘自耶稣基督以来世界的变化,都没有最近30年的变化快。’”2017年的最近30年,大概是超过了智人出现后世界的变化吧。我们通过从过去所得到的结论来推演未来,但是由于变化的加剧,导致这一行为会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有风险。”

五、 自由和平等

两位历史学家对自由和平等的看法高度一致,一是自由平等并非什么与生俱来的,也是“虚构故事”、人造的理念,二是人类“生来就是不自由不平等的”“不平等不仅是自然的和先天的,而且还随着文明的复杂化而增长”(《教训》),三是自由和平等的矛盾。

《简史》“自从法国大革命之后,全球人民逐渐同意“自由”和“平等”都是基本的价值观。然而这两者根本就互相抵触。想要确保“平等”,就得限制住那些较突出的人;而要人人都能“自由”,也就必然影响所有人的平等。自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全球政治史可以说就是讲述着要如何解决这种矛盾。 ”​    《教训》自由和平等是永恒的不共戴天的仇人,一方取胜,别一方即会死亡。”“财富集中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可以借助暴力的或者是和平的部分再分配而得到周期性的缓解。"

六、 生物学法则

《教训》总结的生物学给历史的教训,第一,生命即是竞争,第二,生命即是选择,第三,生命必须繁衍。“‘自然’极其喜爱数量,因为量变是质变的先决条件。低出生率的国家周期性地受到更加孔武有力和生育力强的群体的惩罚。”

《简史》一样指出物种演化成功与否的标准是数量。如果要衡量某种物种演化成功与否,评断标准就在于世界上其DNA螺旋的拷贝数的多寡。这很类似于货币的概念,就像今天如果要说某家公司行不行,我们看的是它的市值有多少钱,而不是它的员工开不开心;物种的演化成功,看的就是这个物种DNA拷贝数在世界上的多寡。如果世界上不再有某物种的DNA拷贝,就代表该物种已经绝种,也等于公司没有钱而宣告倒闭。而如果某个物种还有许多个体带着它的DNA拷贝存在这个世上,就代表着这个物种演化成功、欣欣向荣。从这种角度看来,1000DNA拷贝永远都强过100份。这正是农业革命真正的本质:让更多的人却以更糟的状况活下去。”

七、 人类的进步和幸福

两位历史学家的观点一致,人类取得的进步未必使个体的人更幸福,甚至会更不幸福。那进步意味着什么?快乐又是什么?

《教训》“也许我们首先需要明确‘进步’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如果它意味着幸福的增加,那么历史的进步就是子虚乌有的。我们自寻烦恼的能力是无限的,不论我们克服了多少困难,实现了多少理想,我们总要为生活中显而易见的不幸找出借口。我们想把‘进步’定义为增加对生活环境的控制。”“进步就是(文化)遗产的不断丰富、保存、传播和利用。对我们而言,研究历史不仅仅在于对人类的愚蠢和罪恶给以警示,也是要鼓励人类铭记有价值的先人。”

《简史》“每当人类整体的能力大幅增加、看来似乎大获成功,个人的苦痛也总是随之增长。”“无论我们把历史发展的动力称为博弈理论、后现代主义或迷因学,‘提升人类福祉’绝不是其主要目标。就像演化一样,历史的演进并不在意生物个体是否幸福。”《简史》全书都很精彩,若说哪一章最精彩,我选“第十九章 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抽丝剥茧地从各种角度、学说来分析人是否比历史上更快乐。快乐是客观条件是否符合主观期望,快乐来自内心,我们觉得很有道理吧?但这不过是自由主义将“个人主观感受”奉若圭臬的体现,其他的宗教和意识形态并不都这么认为。“从老子到苏格拉底,哲学家不断告诫人们:‘认识你自己!’但言下之意也就是一般人并不知道自己真实的自我,也因此很可能忽略了真正的快乐。”而佛教认为“人类的主观感受没有任何实质或意义。主观感受就只是一种电光石火的波动,每个瞬间都在改变,就像海浪一样。不论你感受到的是快感或不快,觉得生命是否有着意义,这都只是一瞬间的波动而已。如果我们太看重这些内部的波动,就会变得太过执迷,心灵也就焦躁不安、感到不满。人想要离苦得乐,就必须了解自己所有的主观感受都只是一瞬间的波动,而且别再追求某种感受。如此一来,心灵变得一片澄明、自在。”作者对长生不老的看法也很有道理。“假设科学找出了能够医治所有疾疾的万灵丹,加上有效抗老疗程和再生治疗,能够让人永葆青春,那么,最可能发生的事,就是整个世界感到空前的愤怒和焦虑。那些无力负担这些医学奇迹的人(也就是绝大多数人),一定会愤怒到无以复加。纵观历史,穷人和受压迫者之所以还能自我安慰,就是因为死亡是唯一完全公平的事。不论再富有、权力再大,人也难逃一死。光是想到自己得死,但有钱人居然能长生不老,就会让穷人怒火中烧、不可遏抑。而且,就算是那极少数负担得起的,也不是从此无忧无虑。他们有太多需要担心的了。虽然新疗法可以延长寿命、常葆青春,但一旦真的死亡,仍然是无可救药。这么一来,原本自己和所爱的人应该能够永远在一起的,但就得更需要避免意外,不能被卡车撞到,也不能被恐怖分子炸成碎片!”

八、 历史的方向

以上这些问题,两书的作者虽然认识程度、分析角度有些差异,但大体接近、不谋而合。但两书对未来的判断差异很大。

《教训》是没有对未来一个明确的判断的,只认为“历史一再重演,但只是在大的方面与大的事件上是这样的”,会有国家与文明的兴起和衰亡,而且对从维吉尔到圣西门对未来的预测显然持否定的态度。

《简史》的作者则相信“统一”的历史方向。“历史有个大方向吗?答案是肯定的。历史确实是朝向全球融合统一的方向迈进。公元前的1000年间,出现了三种有可能达到全球一家概念的秩序,相信这些秩序,就有可能相信全球的人类都‘在一起’,都由同一套规则管辖,让所有人类都成了‘我们’(至少有这个可能),‘他们’也就不复存在。这三种全球秩序,首先第一种是经济上的货币秩序,第二种是政治上的帝国秩序,而第三种则是宗教上的全球性宗教,像是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说到人类终将统一,绝不只是纯粹经济的过程。想知道原本成千上万的独立文化是如何逐渐相连、形成今天的地球村,虽然黄金和白银影响深远,但也别低估了刀剑的力量。”“现代西方认为所谓公义的世界应该是由各个独立的民族国家组成,但古代中国的概念却正好相反,认为政治分裂的时代不仅动荡不安,而且公义不行。这种看法对中国的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每次一个帝国朝代崩溃,这种政治理论主流就让各方竞逐的势力不安于各自为政,而一心追求统一。而且事实证明,最后总能统一,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自公元前200年左右,大多数人已经都活在各个帝国之中。看来,未来很可能所有人类就是活在单一的帝国之下,而且这会是个真正的全球性帝国。统一全球这件事,很可能已经离我们不远。

我觉得,全球是在更深地融合,在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但离统一,还非常非常遥远。各民族国家的利益有时一致,能互利共赢,但也常有矛盾和竞争,利益分配总有多寡不均,甚至零和博弈。在战争与和平、各国分立与全球统一这事上,我觉得《教训》还是更有道理、看得更深刻。“就国家而言,民族主义会使其在外交与战争中拥有额外的力量,如果国家预见到与某个国家的冲突在所难免时,它就会煽动其人民敌视那个国家,并且制造口号,把仇恨推到最高点。与此同时,它又强调自己是多么地爱好和平。”这真是看多了历史上演剧本的经验之谈。“长时期的和平也许会严重削弱一个民族的尚武基因。目前,由于国际法和国际协议的不完美,一个国家必须准备随时保护自己,当国家的重大利益受到侵犯时,这个国家就会被允许使用任何它认为是必要的手段,以求得生存。”

《教训》的作者模拟别人的口吻说,“一些基本的冲突不可能用谈判来解决,人类是竞争性的动物,而国家也一定像人类一样,优胜劣汰今天是在一个国际平台上展开。国与国之间的基本合作,只有当他们面对外来的共同攻击时才会实现。如果有星球大战,地球上的我们才能成为一家人。

 

培根有句名言,“读史使人明智”。摩根大通的杰米·戴蒙也非常喜欢读历史,他说“历史让人谦卑,又使人受到鼓舞。历史使人自知。”我们只能活一辈子,经常受当下一时一事所左右,多读史,能使我们跳出此时此刻,更清醒,更包容,更淡定。

 

本文于2017811日以“40年后历史学家认识的变与不变”为题首发于本人个人微信公众号“玉鉴琼田”。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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