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生活的岁月中，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来自欧洲大陆，而所有的解决方法都来自全世界说英语的国家。
——撒切尔夫人
英国和美国是被同一语言分开的两个国家。（England and America are two countries divided by a common language.）
——萧伯纳（英国剧作家）
英国，在鼎盛时期曾统治约全球1/4的疆域和人口，把英国的语言和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英国金融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在《帝国》中写道：“维多利亚女王（1819年-1901年）统治的最后几年，帝国的自大膨胀到了极点。凭借着强大的炮火和金融力量，世界上似乎就没有英国人不能占领的地方。既是世界警察，也是世界银行的大英帝国开拓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广阔疆域。甚至其最强的竞争对手——法国和俄国——也在这位大不列颠巨人的面前自惭形秽，这是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超级大国。”世界警察，世界银行，超级大国，后来都是人们描述美国的词汇。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曾经的世界霸主英国衰落了，它的前殖民地美国成为新的世界霸主，直到今天。
英国如何看待美国，如何与美国相处？从《帝国》和《铁娘子 撒切尔夫人传》两本英国人写的书中，摘取一些有意思的片断。
一、美国独立战争时期
1775年莱克星顿打响美国独立战争第一枪，1783年9月英美签订凡尔赛和约，英国承认美国独立。
弗格森写道：这场战争就是美国人民所理解的自己的精神核心所在：从一个邪恶的帝国手中夺取自由就是这个国家的建国神话。但这也是美国革命的最大矛盾之处——那些反抗大英帝国统治的人是英国所有殖民地臣民中最富裕的。到18世纪70年代，新英格兰人差不多已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了。那里的人均收入至少与英国本土持平，而且分配的也更为平均。与远在家乡的英格兰人相比，新英格兰人的农庄更大，家族更大，受教育程度也更高。更关键的是，他们支付的税收也更少。1763年，英国人均缴税额为每年26先令。而马萨诸塞的纳税人平均每年只需支付1先令。对这些人来说，做英国臣民其实可以享受很多好处，这并非言过其实。可是，最先起来挣脱帝国权威桎梏的，却是他们，而非弗吉尼亚的契约劳工，也不是牙买加的奴隶。宪法原则——英国议会有权在不征得美洲殖民地同意的情况下向其征税的事实——才是美国独立革命爆发的真正诱因。
美国为什么会取胜，有多方面的原因，包括美国的决心和法国的支持。但根源是英国人要打赢战争的意志不坚。英国许多人对美洲殖民地人民怀有同情。爱尔兰政治家埃德蒙·伯克的话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仅仅使用武力……可能会征服一时，但不能消除你再次出征的必要性；一个永远需要被征服的国家是没有办法被统治的。”简而言之，伦敦没有兴趣对那些决意反抗它的白种人殖民地强行施加英国统治。镇压美洲原住民或者叛乱的黑奴是一回事，但镇压那些可以称为自己同胞的人是另一回事。正如英国派驻魁北克的总督盖伊·卡尔顿爵士，在为自己善待那些被俘的爱国者军人作辩护时所说：“既然我们无法让他们承认我们亲如兄弟，那至少让他们把我们当做堂兄弟吧。”英国总司令威廉·豪也同样在内战问题上态度含糊；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他在长岛之战失利的原因上始终是支吾搪塞，当时他明明是可以一举摧毁华盛顿的军队。
虽然此后百年间英国也有人还梦想着收回美国，比如英国狂热的帝国主义分子，德比尔斯矿业公司创始人塞西尔·罗德斯（1853—1902）宣称:“我们是世界上最优良的民族，我们占领的领土越大，整个人类的进步就越大。”罗德斯一本正经地讨论最终收复美利坚合众国，使其重新成为大英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设想（注1），但大多数英国人都明白这是痴人说梦，根本不抱幻想。
从实力对比上看，1880年英国在世界制造业中占有22.9%的份额，世界第一，美国第二，占14.7%的份额。到1900年，英国下降到18.5%，美国上升到23.6%。1928年，英国进一步下降到9.9%，美国则上升到39.3%（注2）。
二、二战中和二战后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经济援助以及后来的军事援助起到了重要但并非决定性的作用。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它的作用就至关重要了。大战伊始，丘吉尔就寄希望于美国。无论是在演讲还是在广播中，他三番五次地暗示，最终的拯救还得依靠大西洋另一头的这个国家。丘吉尔本人就来自一个英美结合的家庭，因此他坚信，说英语的民族结盟就是胜利的关键——而且，这一胜利无疑会帮助大英帝国恢复以往的辉煌。
当丘吉尔在1941年12月7日晚听到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消息后，他几乎按捺不住自己的兴奋。罗斯福和丘吉尔通话，罗斯福对丘吉尔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现在，我们在一条船上了。”
但是，从一开始，英国和美国之间这种所谓的“特殊关系”就有着其特殊的模性，主要原因在于，美国人对帝国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对美国人来说，通过自已的奋斗摆脱英国人的压追，从而获取自由的故事已经在他们心目中根深蒂固，让他们从心底反感殖民统治。另外，他们的建国之父也曾警告过他们，避免卷入这种外交争端之中。迟早所有的人都会像美国人一样，学会自治和民主——如果有必要的话，可能得诉诸战争。
罗斯福对丘吉尔一门心思维护帝国主义的观点深表怀疑。正如这位总统所说:“英国人会将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土地据为己有，哪怕只是一块石头或一颗沙粒。”“你的血液里有400年的征服欲，”他在1943年告诉丘吉尔，“你根本无法明白，为什么一个国家明明有能力征服一片土地，却并不愿意那么做。”罗斯福希望建立一个新的体系来取代殖民统治，也就是对所有欧洲列强的殖民地实行临时“托管”，为它们的最终独立作铺垫；而这个系统将受制于一个跨越国界，拥有监察权的国际权威组织，并不只有美国总统一个人持有这种反帝主义观点。1942年，美国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就宣称:“帝国主义的时代终结了。”。
美国人的战争目标就是秉持这种精神制定的；在很多方面，他们对大英帝国的公开敌意比希特勒表达得更严重。1941年8月签订的《大西洋公约》第三条主张“所有人民有权选择统治他们的政府形式”，这其实是西方同盟国参战目的的基础，似乎排除了战后帝国这种形式的存在可能。1943年，美国起草的一份《民族独立宣言》草案似乎表述得更为明显，一位英国官员因此叹道，“它的整个主旨就是期盼大英帝国最终分崩离析”。美国人关注的不仅仅是普遍原则。有一次，罗斯福还逼迫丘吉尔将香港归还中国，作为“善意”的表示。他甚至还鲁莽地提出了印度的问题，丘吉尔终于忍不住爆发了，反驳说应该派一支监察队到美国南部视察一下。“我们已经在这些事务上发布过宣言了，”丘吉尔向英国上议院保证说，英国政府已经致力于“推动英属殖民地自治机构的逐步发展”。“别插手大英帝国”是1944年12月会议纪要的一个简单有力的口号：“大英帝国是不容削弱或者玷污的，否则，只会让国内卖伤感小说的商人或者持各种论调的外国人高兴。”他曾经怂恿美国人参战。但现在，他又愤愤不平地认为，大英帝国被“排挤出局，或者说被排挤到了悬崖的边缘”。他根本就不同意：“四五十个国家对大英帝国的存在指手画脚……在我们全力奋战之后……我不认为应该把大英帝国推到被告席上，接受所有人的审判，看看它是否符合标准。”
在英国人看来，所谓的“托管关系”不过是一个幌子，掩盖了一个非正式的美国经济帝国的崛起。正如殖民部所说：“美国人早就准备好了让他们的属国在政治上独立，但经济上却只能彻底依附于他们。”奇怪的是，托管模式对夏威夷、关岛、波多黎各，或者维京群岛这些事实上的美国殖民地并无吸引力。而参谋长联席会议为罗斯福制定的一长串大西洋和太平洋沿岸的美国海军基地所在地对托管模式同样不感兴趣。正如被流放的德国犹太经济学家莫里茨·博恩所说：“美国是现代反帝国主义的摇篮，同时也为一个强大帝国的崛起打下了根基。”
与美国的战时结盟就好比一个令人窒息的拥抱，但确有其必要性。没有美国人的钱，英国人早就在战争中一败涂地了。按照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租借法案》，美国人以赊卖的方式向同盟国军队提供武器，英国赊购武器的价值约为260亿美元，占其战时武器总产量的1/10左右，也是英国能从其自治领和殖民地借到资金的一倍左右。一位美国官员就言简意赅地评论道，美国是“未来的强国”，而英国是“过去的强国”。被派往华盛顿与美国债权人谈判的英国官员就发现，自己沦落到了谦卑的恳求者的地位。
凯恩斯讨厌美国人处心积虑地利用英国人的财政困境。他曾形象地比喻说，美国一心想“挖出大英帝国的眼珠”。他也不是唯一有这种感觉的人。他的一位同事也曾犀利地评价道：“如果火星来客以为我们是被征服民族的代表，在讨论战败后的经济赔偿，那也是情有可原的。”
这实际上是迅速变化的权力制衡格局所引发的一种典型反应。英国的政治精英们，除少数人外，都很难接受以大英帝国的没落作为战胜利的代价，这点与多数社会文化精英们的想法大不同。1942年11月，丘吉尔暴怒地称，他担任英国首相不是“为了负责大英帝国的清算”。甚至工党内政部长赫伯特·莫里森也把赋予一些英属殖民地独立的主张比做“把一把钥匙、一个银行账户和一把枪交给一个10岁的孩子”。但是，英国自己的银行账户传递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游戏结束了。英国曾经是世界的银行。但现在，它却欠着外国债权人400亿美元的债务。帝国的根基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而今，这一根基已经被战争的成本蚕食了。同时，在1945年工党政府提出要建立福利国家的远大抱负，为实现这抱负，英国就必须大幅削减它在海外的开支。换句话说，英国“破产”了，而大英帝国只能被整个抵押出去。
如果一家公司破产了，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当然就是由债权人接管公司资产。英国欠着美国上百亿美元。那为什么不干脆把大英帝国卖给他们呢?罗斯福曾经开玩笑地说，要从“破产的”主人那里“接管整个大英帝国”。
实际上，战后美国和英国在许多地方进行了成功合作。之所以采取这种策略，是因为美国人日益意识到，苏联对美国利益的威胁远胜于大英帝国，英国及英联邦对美国的防御与安全来说至关重要。（注1）
三、20世纪80年代
英国著名的政治家传记作者约翰·坎贝尔在《铁娘子 撒切尔夫人传》中写道，二战塑造了撒切尔夫人这整整一代人。“在格兰瑟姆（撒切尔夫人成长的小镇）的人们眼中，欧洲大陆人要么是应该被打败的可憎敌人，要么是倚仗英美救援的无用盟友，现在这种结果正是由于这些盟友软弱妥协所一手造成的。相反，美国则犹如一位好亲戚、好搭档、好朋友；美国力量强大又慷慨大方，既是民主的救星，又是自由、繁荣与进步的捍卫者。”
1967年时，撒切尔夫人首次出访美国，深受启发。美国成了她心目中的企业经济和自由社会的模范。撒切尔夫人第一次见里根是她当选保守党领袖不久，当时里根正好在伦敦访问，他在下院拜会了她。原计划会见时间为45分钟，但最后延长了一倍。里根说：“我们发现彼此在有关政府、经济、政府在人们生活中的位置以及所有其他问题上的观点真的非常接近。”
1982年英国和阿根廷福克兰群岛战争期间，撒切尔夫人本来以为美国会立即支持其最忠实的朋友——英国，但让她失望的是，里根政府的最初反应是保持中立。因为有一个强大游说势力，其中最有力的代表就是直言不讳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珍妮·柯克帕特里克，他们认为美国与拉丁美洲保持良好关系，比迎合英国的帝国怀旧心理更为重要。里根总统本人对撒切尔夫人如此重视所谓的“南端那块冰冷的土地”，也感到不解。于是4月6日里根总统说，美国与英国和阿根廷都是朋友。但是美国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主动给予了英国需要的关键军事合作：使用阿森松岛的美国基地；无限制加油与备件供应；加快响尾蛇导弹的采购并提供美国情报资料。这些事情发生在白宫正式宣布放弃中立立场之前很长时间，尽管美国军方认为重新夺回岛屿是“徒劳无望的努力”，不会取得成功。经过外交努力，美国政府还是正式宣布站在英国一边，承诺给予英国物资和情报上的支持。
撒切尔夫人外交政策不可动摇的基石是美国。有一些微妙的构想，把英国看作各种互相重叠的影响圈的交汇点，一方面与美国和欧洲两边保持谨慎的等距离关系，另一方面又对身后的英联邦负有义务。撒切尔夫人根本没有时间去理会这种构想。无论在世界发挥多大的主导作用，英国只能作为美国的头号盟国，对此她深信不疑。丘吉尔首相之后，没有任何一位首相能像撒切尔夫人这样毫无疑问地相信“讲英语的人民”负有领导并拯救世界其他地区的义务。但是，她对谁是高一级伙伴并不存在幻想，也不否认英国依赖美国的现实。正是美国，在英国的帮助下，把欧洲从纳粹的暴政下解放出来；1945年以后，又是美国的核保护保卫着欧洲免遭苏联的侵略。“要不是美国的宽宏大量，就没有欧洲今天的自由”1981年在保守党大会上她提醒人们(在其他场合也重复过无数遍)。“没有与美国的紧密、有效和热心的联盟，我们无法保卫自己，不管是在这个岛上，还是在欧洲大陆。”
此外，她越来越相信，确保西方自由生存不仅靠美国的军事实力，而且靠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它是西方自由的卓越典范。最让她感到生气的是英国政治上层那种自以为是、高人一等的看法，这种看法认为美国粗鲁，虽然富有生气、充满活力，但却是可悲的天真幼稚，她羡慕美国社会的活力与乐观主义，他们心悦诚服地信仰资本主义，拒绝指望国家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她希望英国在各方面(从刑法政策到艺术经费)都能越来越像美国。驻伦敦的一位美国大使十分准确地说，撒切尔夫人本人是一位非常具有美国风格的政治家:爱国，福音教，不怕高调抽象词汇，鼓吹一种国家甚至个人拯救的教义，与讽刺怀疑主义与宿命论的损害控制所构成的一般英国(以及欧洲)风格完全不同。尽管她对英国光荣的历史感到骄傲，但是在20世纪末她从某种意义上更像美国人。每次访问美国，随行人员几乎都能感到她所得到的实在感染力。“一踏上美国的土地，她就变成一位新的女人。”罗尼·米勒注意到：“她热爱美国……美国也反过来热爱她，这是一种相互欣赏的心灵默契。”
她异常幸运的是，主政唐宁街11年的大部分时间，正好遇上里根总统，她可以在联盟内发挥比罗斯福和丘吉尔时代以后任何首相更大的作用。在执政头一年半的时间里，她努力培养与吉米∙卡特之间的良好关系。然而，尽管她对卡特的职位深表敬意，她与这位充满善意但在她看来却是思想糊涂、不可救药的民主党人，并没有建立起良好的关系。然而1980年11月罗纳德·里根当选美国总统后，局面彻底改观。这并不仅仅是因为里根是她意识形态上的知音，凭借保守势力的反击才当上总统。跟她当年上台的情况几乎一样。但是，意识形态上的对称并不能确保能够建立良好的关系:而且往往容易就此变成对手。比相同意识形态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政治人格方面的差异。
里根在性情上刚好与撒切尔夫人相反，他是一位比较随和、有点粗枝大叶的政治家，从不假装自己掌握政策的复杂细节，乐意接受别人(有时也包括撒切尔夫人)的引导甚至欺负。性别上的默契强化了他们两人之间本质上相同的价值观纽带:他对女士有着一种传统的股勤，而她则嗜好有着电影明星长相、高个子、有魅力的男人。出于他与大多数外国领导人交往的深度，如果仅仅是因为她说同样的语言的话，那么里根懂得他与撒切尔夫人友谊关系的程度:他理解她，喜欢她，敬慕地，所以信任她。与赫尔穆特·施密特不同，他并没有感到自己的“男性自尊心”受到位坚强女子的威胁：正如美国人经常所说的那样，对于一个与南希·戴维斯已经结婚30年的男人来说，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并没有什么可惧怕的。作为一名政治家，里根显得尤为自信坦然。与撒切尔夫人不同，他不必赢得每一场争论:他知道自已的观点，但不希望与人发生对抗。她一从伦敦打来电话吓唬他，他就会将听筒放得远远的，让屋子里所有人都听她滔滔不绝的讲话，咧着嘴笑着说:“难道她这样还不精彩吗?”他们两人在风格方面的强烈对照掩饰了华盛顿与伦敦在实力方面的差距，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让英国与美国之间的“特殊关系”这种令人欣慰的神话几乎成为现实。
在20世纪80年代末那段令人兴奋的日子里，撒切尔夫人似乎实现了二战期间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三巨头政治的重建。然而，不应过分夸大她所发挥的作用，跟1945年一样(其实还不如1945年)，英国一直是次等伙伴。一直说了算的是美国人，乔治·布什接替里根后，这种平等的瞬时幻想立刻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与此同时，她对美国的爱恋却拉大了英国与欧洲之间的距离。
而乔治·布什认定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是欧洲领袖，应该与他建立特殊的关系。撒切尔夫人感觉受到了孤立和冷落。
约翰·坎贝尔认为，“正是她将英国与美国史无前例地捆绑在一起，拒绝建设性地利用英国在欧洲的机会，她重复了历史性的错误，使摇摆不定的半隔离政策永久化，在欧盟组建阶段将英国排除在欧盟外。从长远来看，这一点很可能是她留下的最具破坏力的遗产。”（注3）
作者的这一看法颇可讨论。撒切尔亲美是个错误吗？直至今日，英国不还是美国最忠实的盟友。撒切尔时代过去了这么多年，英国2016年的脱欧，再次表明英国和欧洲的纠结心态。
四、小结
许纪霖在《基辛格：赤裸裸、血淋淋的思考者》一文中写道“时殷弘曾经做过一个富有启发性的研究，他借助乔治·莫德尔斯基的世界政治大循环理论，发现近五百年来，所有对世界领导者的挑战无一不落入失败者的行列，替代老霸主成就新一代霸业的国家，都是先前世界领导者的合作伙伴。比如17世纪取代葡萄牙的荷兰，18、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美国对全球霸主地位的挑战遭受到的英国的遏制和反击可能是历史上霸主之争中最小的。除了政治制度、价值观的相似，也是因为美国的地缘优势和压倒性的强大，使得英国并没有太多遏制美国的机会。
英国和美国的关系独一无二。美国建国者大都源出英国。英国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被美国视为“邪恶帝国”，而二战共同对抗法西斯国家、二战后共同对抗苏联这些英美共同视为“邪恶帝国”的国家的经历，以及实际上高度一致的价值观，使得英美越走越近，成了最亲密的盟友。英国需要美国从经济到军事的支援，丘吉尔时代还有对英国地位衰落的不甘心，到撒切尔夫人时已完全接受了美英结盟中的从属地位，不断向美国表达坚定的盟友立场，并从中为本国获取最大程度的好处。
注1：《帝国》，（英）尼尔∙弗格森著，2003年英文版，雨珂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
注2：《大国的兴衰》，（英）保罗∙肯尼迪著，1988年英文版，王保存等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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